暴动期间，驻县城和其他地区的敌人，始终未敢出动。而明越这个魔头，先是“武士道”变成缩头乌龟，接着就化装成老百姓，天黑后自顾自地跑去县城。其余的鬼子，也都只剩下逃命的“道”了。
有这样的红地盘和人民，6军成为下江地区一支劲旅就是自然的了。
4军军部密营设在大叶子沟。大叶子沟位于宝清、富锦两县交界处，沟口有两个屯子，李金围子和杨荣围子。杨荣围子西边有个孤立的方家大院，是进出大叶子沟的必经之地。方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家大业大，院墙高厚，修筑炮楼，养着炮手。
4军刚到这里时，李延平让军部陈副官去方家，说明我们是抗日联军，不抢不夺，但要住下房子，用些粮食，希望合作。陈副官去后半个多小时回来了，说不行，他们骂咱们是胡子，让咱们走，不走就打。李延平让陈副官再去一趟，告诉他们我们就是路过，让他们别妨碍我们，这样双方相安无事。陈副官走了10多分钟后，李延平下令部队成一字队形，拉大距离从方家大院西边通过。正走着，大院里枪响了，是冲天上打的，警告停止前进。这时陈副官也跑回来了，说不行，不让过。
部队趴在待割的高粱地里。怎么办？大家都觉得这样就向后转太丢人，没面子，往后还怎么在这地界活动？就决定打。官兵在高粱地里毛腰前进，接近大院后，机枪、步枪向炮楼上射起来。从下午4点多钟打到天黑，根本攻不动，秘书彭施鲁还负伤了。
彭施鲁老人说，杨荣围子有伪自卫团，我们没把他们当回事儿。用那时的话讲，那叫“官家的买卖”。伪满时讲“磨洋工”，给日本人干活尚且磨洋工，这卖命的事谁肯舍命向前？这地主大院就不同了。炮手是花钱雇的，地主不会随便什么人都用来充数。天下的男孩子都喜欢枪，如今是玩具枪，那时有钱人家玩的可是真家伙。继承、发达家业，不光需要经营头脑，还得有保护家业的本事。多少有钱大户都让胡子打开了，从此家道败落。像汤原县三大户之一的夏家，有上千垧土地，200多支枪，还有机枪、小炮，被胡子抢了，从此一蹶不振。那时有钱人家的男人，少有没枪的，甚至一家就是个武装单位，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且，这些大院从选址时起，就是有打仗眼光的。像方家大院，孤零零建在个坡岗上，居高临下，周围都是开阔地，光凭轻武器，怎么打？
1937年1月，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30多名骑兵，来到大叶子沟密营，免不了又唠起方家大院。路过那里得绕圈子，而且有这么个“钉子户”钉在那里，其他一些大户就有了榜样，影响根据地的开辟。如果他们再跟日寇勾结起来，那对密营更是一种威胁了。
黄玉清出个主意，并由他亲自率队实施。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方家大院门前来了一队“皇军”，叽里哇啦一通“日本话”，要进去搜查“马胡子”。这回方家人可惹不起。黄玉清在门口留下一个班警戒，进院首先占领炮台，待把枪都收缴了，就实话实说了，你们看怎么办吧。方家表示认罚，并承诺与抗联合作。
东北抗联11个军，少有没打过这种大院的。成功的战例，几乎都是化装智取。像富锦县头号大户何木林，那时连伪县太爷都少有车坐，何家光小轿车（那时叫“小卧车”）就有两辆，别的就不用说了。戴鸿宾穿上伪警察署长的服装，徐光海扮作日本指导官，裴敬天为翻译官，用朝鲜话当日本话糊弄何木林，就进了何家大院。
从当年到今天，笔者都未见到称方家为“反动地主”、“汉奸”的，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方家确实兑现了承诺。
无论何时何地，大户大院那威严、厚重的大门，都不会轻易向任何不知根知底的武装开启。你说你不抢不夺，那些使大户家破人亡的胡子，说得比你还好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想与你为敌，就像他们给“皇军”开门，并不等于甘愿当汉奸一样。他们只是信不过你，而且认为能够抵抗得了你，而日本子是抵抗不了的。如果可以自己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日本人当靠山。实际上，在那种乱世，特别是各种武装常来常往的偏远地区，他们希望与任何武装都维持一种友好关系，绞尽脑汁为的就是两个字：生存。
方家大院不再是“钉子户”了，其他大户自然都跟着走了，杨荣围子和李金围子一带，很快成了红地盘。
打下老钱柜后，3军、6军在人烟绝迹的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了大青山、帽儿山、锅盔顶等10多处密营，这是东北抗联经营得最成功的密营群之一。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将密营误作根据地。
1941年3月28日，张寿篯说：“树林子不是根据地。”
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那么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关内都没有密营或类似密营的处所。密营里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可以办学，当然也能储存粮食、给养，后期还开荒种地。官兵有时也会一师一团地到密营休整一段时间，但这都是临时的、无规律的。除了后勤人员和伤病员外，平时密营里没有战斗员存在。如果说山寨是胡子的活动基地，那密营就是抗联的后勤基地，而且只能是部分的后勤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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