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跑一趟，没辙了，东跑西颠又回了土龙山。
小半年过去，当初跟着谢文东暴动的大户，许多又当了保长、甲长，只是这回是给日本人当差干事了。当初觉着跟他沾光的人，这回唯恐避之不及，“沾包”（受牵连）惹事了。人称“马二爷”的马春德，“九一八”事变前当过土龙山区自卫团团总，事变后在李杜的自卫军当过旅长，谢文东在他手下当团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伪自卫团团长。见到谢文东，这小子人模狗样地端起架子，训斥道：打你挑头闹事，土龙山死了多少人？眼下还拐带这么多人，跟着你遭罪送死，你对得起乡亲们吗？
既是长者，又是老上司，谢文东对他本来挺尊重，这下子火了，指着他带回来的那些人：你挨个访访，哪个是俺拐带出来的？
土龙山暴动对侵略者的打击是多方面的，“买”地价格变化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是认识了中国人不可欺、不好惹，光靠硬的不行，还得“恩”威并施。软刀子杀人更厉害，鬼子这一招对谢文东的打击是致命的，一些战友、故旧态度的变化，则使他感慨万千，影响更加深远。而救国军官兵看到鬼子不像原来那样烧杀了，马春德之类再宣传回家种地发张证明书，就成了“良民”，一些人就请假回家了。
当初1500多人的队伍，就剩300多了。
秋风凛冽，身冷心寒。9月底，走投无路的谢文东，决定离开土龙山，到牡丹江西大山里猫冬。10月12日晨渡河时，被日军袭击、包围，官兵奋勇冲杀，向东退往勃利。14日又遭日军追击，救国军溃不成军，谢文东仅带着三个儿子和十多名部下，逃入依兰县吉兴河山里，之后又转移到林口、方正。
大雪飘飘，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个冬天，是谢文东五年抗战生涯中最难熬的冬天之一。
年底，李华堂来了。英雄末路，难兄难弟。李华堂在冬季“讨伐”中也损失惨重，来见谢文东，劝说他去哈东找赵尚志，寻求帮助，重整队伍。
在去虎林向苏联求助前后，谢文东曾三次派人进关找李杜，希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援助。结果是两下皆空，而赵尚志的哈东支队威名赫赫，又近在咫尺，也就只有这条路了。只是不知是生性多疑，对共产党怀有戒心，还是自视土龙山暴动的光环罩人，放不下架子，不想留下过深的上门求人印象，抑或是正赶上身体不适，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反正他没动弹，倒是比他大一岁的李华堂不辞辛劳地去了。
接下来就是李华堂到宾县，赵尚志来方正，赵、谢、李三人会面、协商，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前面已经写过了。
而在此前此后，对共产党疑虑重重的谢文东，却表现得比李华堂更积极，曾几次要求将所部编归3军。
这就是谢文东。
“奸老奤”
李华堂——八十多人，枪械精良，组织是半正式军队、半“胡子”式的，反日坚决（下层士兵常说：“宁将枪毁坏，不投降”），下层士兵百分之五十兵士，百分之二十五工农，其他是“胡子”（县委另一报告说下层大部分是流氓），对群众关系较好（不压迫），经常向地主、富农、把头抽捐。对其他义勇军关系不密切，不相信别的义勇军（因过去与义勇军联合作战时，这些义勇军不坚决，逃跑）。李华堂本人有些政治头脑，在士兵中有相当信仰，有时能接受我们部分的主张，曾共同作过战，相信游击队抗日坚决、有办法。下层士兵一部分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很愿同我们联合行动，我们部队与他们相遇时，替我们准备给养、住所等（士兵曾有私偷军器送给游击队的）。队内原有一党员，一工会会员，后又派三人秘密进去作下层士兵工作。
以上摘自《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写于1935年1月，作者不详。
李华堂的抗战生涯，始于1932年初的哈尔滨保卫战。他是李杜的24旅96团2营营长，李杜兵败过界，残部散于密山、宝清、虎林、饶河、宁安等地，李华堂率营回到刁翎，收编大排队、山林队，成立“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2支队”，400多人编3个营、11个连。
从正儿八经的东北军营长，到自树旗号的自卫军支队长，这位个头挺高、身材较瘦的“李老奤”，颇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古今中外成气候者，少有不广交朋友的。李华堂的特点，用3军1师师长刘海涛的话讲，是“不论你是贫的富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能够接近他”。治军有方，严厉约束部下，不骚扰百姓。这在那种兵荒马乱的世道，难能可贵。有老人说，谢文东在最困难时也要弄个小锅，吃点小灶，李华堂没这事。如此，受到百姓和部下拥戴就是自然的了。
人熟是宝。谢文东起事后两回土龙山，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只是土龙山暴动震动中外，谢文东大名在外，一些土龙山人却把他视为惹祸的妖精。李华堂正好相反。抗战前长期驻扎刁翎，人熟地熟，日伪机关里又有不少眼线，就有点儿如鱼得水的味道了。
如果说这些已与游击队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话，另一条与众不同就是最重要的，他是较早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真正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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