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军大都有教导队（团），有的叫“随营学校”，在根据地选个屯子，在老乡家南北大炕上一坐，军事、政治、文化课就开讲。随着形势的恶化，“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也就越发突显出培养干部的急迫性。
打下老钱柜，控制了小兴安岭汤旺河谷，3军、6军即在岔巴气建起联军办事处、修械所，在帽儿山建起被服厂、医院、仓库，在汤旺河支流伊春河畔建起政治军事干部学校。
几幢灰黑色的木刻楞，隐蔽在茫茫林海中。木板门，树皮顶，对面大通铺，每幢都能住上几十人，原是流送木材的工人用的。这里是红松的故乡，也是动物的天堂。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伴着参天的古树，在一种原始、荒莽的状态中恣意生长。清晨，学员们在门前空地上出操，鸟儿满世界欢歌笑语，狍子、梅花鹿在林子边好奇地探头探脑。
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侯启刚，两名教员张德和张文廉，学员分3个月的士兵班和6个月的军官班，前者培养连排长，后者毕业后许多当了师团长。张德讲政治课和军事课，张文廉讲文化课。政治课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术，也搞射击、刺杀、投弹、爬山、游泳、利用地形地物等训练。教育长和教员每天轮流上课8小时，有时也请部队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素养较高的干部讲课，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讨论，队列、纪律教育则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如今新兵入伍第一课，就是立正、稍息、敬礼等军人基础知识、素质训练。这是条令规定的。那时没这个。那时拿起枪上战场，没工夫练这个，庄稼人也不习惯这一套。见到上级不敬礼，进连部不报告，上级也不在乎，觉得打鬼子用不着这一套。这回进了政军干校还这样，或者给予口头警告，或者罚你徒手立正。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打死多少鬼子，挂了多少彩，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一律从新兵学起。
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说1军士兵“百分之九十九文盲”。来自3军、6军、9军、11军的干校学员，文化程度要高些，也不能没有文盲。而《资本论》应该是大学的课程。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从文盲到大学，从士兵到连排长，从连排长到师团长，就这么速成着。从不会立正、稍息、敬礼，不懂向左转、向右转的庄稼人，到拿起枪就向侵略者冲击的军人，不也是这么速成的吗？
游击队、抗联的优势之一，是熟悉地形，那深山老林里的沟沟岔岔，参军上队前就嵌满了庄稼人的足迹。可离开家乡，游击到个陌生的地方，一时间就有点儿找不到北了。过去缴获地图，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扔了，或是揣兜里留着擦屁股了。在干校学习军事地形学，懂得识图用图了，有人就拍起大腿，后悔不迭。
与此同时，还在巴浪河沟里办起了电信学校。
校长兼教官于保合，1914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33年毕业于吉林市省立一中，同年参加抗日救亡，年底被派去苏联学习无线电。他聪明，又刻苦，仅半年即提前毕业回国。
学校学员只有九人，最大的十九岁，基本都是初小文化，这已经很难得了。除独立师的三人外，全是党员。主要学技术、电学、电工原理和使用无线电的常识，然后练习收发报，教学器材是缴获的无线电机器。三个月后，根据赵尚志指示，与政军干校合并，政治课、文化课与干校合上，仍以学习报务为主。
到1937年秋，合并后的政军干校培训一百多名军政干部。
办政军干校和电信学校，无疑是深谋远虑的。从命令张寿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老钱柜，到在汤旺河谷里办学，黄埔4期的赵尚志，是不可能不想到南国的那所黄埔军校的。可是，由于与七星砬子兵工厂被毁的大体相同的原因，学校只存在一年多时间就不得不停办了。
“东方斯大林”
实际主持政军干校工作的，是教育长侯启刚。
据1939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分析，他1906年出生，好像是奉天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1919年到营口省立水产学校读书，1924年考入辽阳满铁商业学校，“五卅”运动中因鼓动罢课不成，退学回家，何时入党不详。曾任3军3团政治部主任、10军政治部主任、3军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侯启刚，大个子，细长脸，眼睛挺大挺有神，嗓音洪亮。提起他，老人都说这人聪明，爱读书，有理论水平，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满洲省委到11个军，谁是抗联理论家？侯启刚是不是应该算一个？算不算都没人承认，但他确实有一套理论。
关于游击战术，有以下几个原则问题——
一、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整零并用；
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进退并用；
三、敌动我静，敌静我动，静动并用；
四、敌暴我隐，敌隐我暴，隐暴并用；
五、敌聚我散，敌散我聚，散聚并用；
六、敌镇我警，敌警我镇，警镇并用；
七、声东击西，声西击东，东西并击；
八、投实以虚，投虚以实，虚实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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