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又实行街村制，保甲连坐制度依然存在。街相当于今天的镇，村相当于乡。“街第一次受县长、第二次受省长、第三次受国务总理大臣的监督”，这话听着实在别扭，因为“满洲国”实在就不是个东西，不过读者也能看得明白。村亦然。街长、村长及下属一干人员，都是吃“康德皇帝”“皇粮”的官吏。“集团部落”通常为甲，相当于今天的村（屯）。在关东军和“满洲国”的文件中，“集团部落”的头是叫“部落长”的，笔者采访时没有任何民间老人提及“集团部落”四个字，也就无所谓“部落长”了，都叫“甲长”、“百家长”，还有像“九一八”事变前那样叫“村长”、“屯长”的，牌长又叫“十家长”。
有了被老百姓称做“围子”、“人圈”的“集团部落”，再加上“采取中国保甲制度之长，参照满洲国现状的满洲国独特的保甲制度”，“匪民分离”就进一步深入了，老百姓的苦难也更彻底了。
前面说过，来个客人得“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从哪儿来，是你的什么人，来干什么，住多长时间，还要去哪里，有无“居留证”。想出门串个亲戚也一样，那叫“行路证”。“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民间顺口溜，“满洲国”则是税多证也多。没“通账”买不来粮食、橡子面，上山打柴，下江捕鱼，都得有许可证，连冬天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这是个没“证明书”什么的就寸步难行的世界，坐在家里也会祸从天降。“通匪”不用说了，抓个“浮浪”也受不了呀。
乡间民风朴实，古道热肠得令今人难以想象。有了“友爱相倚”的连坐制度，毁了，因为这东西就是叫人互相监视、提防、告密，坏人心术，制造矛盾甚至仇恨的。罚连坐金就够倒霉的了，再因为你把人都抓走了，那人能不红眼睛吗？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也就难免野兽伤人。狼来了，狼把谁家孩子叼跑了，人们就操起棍棒铁器什么的打狼抢孩子。集甲并村后，再爱哭闹的孩子，一听大人说“白帽子”（或“黑帽子”）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警察的帽子是白色的，日本警察是黑色的，老百姓就称他们“白帽子”、“黑帽子”。“黑帽子”中也有少数中国人，有的还假装不会说中国话，最坏。
女国高，杨柳腰，
穿皮鞋，戴手表，
嫁个汉子挎洋刀。
头上大盖帽，肩扛肩牌，腰缠武装带，挎着匣子枪（通常为“短八分”），最显眼，也最显派头的，是挂在腰间的那把晃晃悠悠的被老百姓叫做“镰刀鱼”（带鱼）的洋刀。而今，“有困难找警察”，第一反应是给“110”打电话。当年包括笔者的祖辈在内的老百姓躲官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躲警察。集甲并村后躲不开了，还离不了了，办这证那证的，哪个离得了这些“警察狗子”呀？挨门逐户催逼捐税，每年“出荷”就更是鸡犬不宁了，用刀背砍人算是客气了，张口就是老子：老子是“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笔者采访的民间老人，包括几位当过伪警察的，许多谈到“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人说是溥仪在一篇“敕令”中讲的。笔者没有查到出处，但这句话是肯定存在的。伪满后期学校一年级《满语》课本，第一课是《皇帝陛下》，其中就有“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统治满洲国民的至上权”。
伪警察最低为警士，以上依次为警长、警尉补、警尉、警佐、警正。伪官吏则为佣员、雇员、吏员、委任官试补、委任官（股长级）、荐任官（三等、二等为科长级，一等为县长级）、简任官等。警士的“月俸”（工资）加津贴，在委任官之上，就有一套嗑：“宁可嫁警士，不嫁委任官。”
警察待遇之高，是为了多招警察，推行“大警察主义”。据说伪满警察法开篇即是：“警察者国家最高权力之作用也。”这是个警察横行的世界，有挎着“镰刀鱼”横晃的，有把“手牒”（警察证）揣在兜里的便衣，还有给警察通风报信的腿子。
各县警务科都有个《要视察人名册》，“要视察人”即需要监视、侦察的人。被视为“匪贼”、“通匪”的人，还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不用说了。已经“归顺”的反日人员及其家属，通常都“要视察”一段时间。发句牢骚，敢跟警察争论几句的，边境地区会说俄语的，或是什么言行被认为可疑的，都可能上那名册。“要视察人”要定期向警察署报告行踪、思想，有的则被蒙在鼓里，暗中被监视，有的还有特务、腿子去溜墙根，听声。
东北人的粗喉咙、大嗓门是有名的，这回噤声了。饭馆、旅店、大车店等公众场所，到处贴着“莫谈国事”、“守口如瓶”，人们时刻牢记的则是“祸从口出”。一些老人说，电影上的特务戴礼帽、墨镜的多，俺们那时看到的跟老百姓也没啥两样，有的还是劳工打扮，你一句话“没把住滑”（没把握住、溜了出来），人家把“手牒”一亮，小绳就掏出来了，老板也跟着“吃瓜落”（惹麻烦、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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