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福冈总结“三景”。一是除了老头、残废和小孩外，街上很少见到男人，开汽车、电车的也是女人；二是商店货架上是空的，没人；三是那人都蔫了，没精打采的，连小孩子也见不到笑脸。要不是在东北见过日本人，自己又每天生活在鬼子中间，会觉得日本人好像天生就不会笑。10中队打山洞的那个小岛上，有二十多户人家，也是一样。士兵每天120克粮食，那种体力活，一顿饭也吃不上个半饱。好在小麦熟了，撸下来搓一搓，煮了吃。住在人家里，晚上当官的和老兵大都没影了，找女人去了。有的女人公开拽当兵的。“八一五”当天下午，中队长、小队长就不知哪去了，没人管了，等于自动解散了。几个姑娘、媳妇拦住我，点头哈腰苦苦商量，让我留下，我那时恨不能长双翅膀飞回家去。
那天早晨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到海边挖战壕。挖完了，又接到命令，原路返回听广播。听到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有几个鬼子号啕大哭。我那一刻的感觉呀，就是鬼又变成人了！
我和那个朝鲜兵去了福冈，1个联队四十多假鬼子，差不多都聚一块了。那人越来越多，满街筒子朝鲜话，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劳工和像我这样的假鬼子。报纸上说有六万人。每天只有一条船，载千把人，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找到个海军仓库，吃穿用都有，在那儿待着，每天往码头上跑，9月中旬终于挤上去了。船到釜山，码头上军乐队吹奏《阿里郎》，一听那旋律，天哪，那人恸哭失声。
隔着大海一点儿招没有，这回双脚踏着陆地，走也走回去了。
10月初离家，第二年9月底回家，十个月的女儿能走路了。
掌灯时分到家的。女儿不认识我，我爹我媳妇好像也不认识我了。越是亲人越往坏里想，总觉得这个人不在了。愣了一阵，我媳妇先哭了。俺一边哭一边问：妈呢？我妈呢？
我第一个走的，又第一个回来，堡子里的人都来看我。我爹倾其所有，弄了两桌酒菜，亲朋邻居又帮着凑了几桌，大家喝呀唱呀跳呀，这回是真高兴啊。
那四个假鬼子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没离开东北。有一个被俘去苏联，四年后才放回来。
差点儿忘了，我那时的名字叫“金山正男”，是1943年国高毕业前改的。那年“满洲国”发布命令，推行“日本皇国臣民化”，所有朝鲜（族）人都得改成日本姓名。我寻思姓不能改了，就弄了这么个鬼名。有些人高兴呀，觉得这回跟日本人一样了。对许多人来说，是换了皮，换不了瓤。不过，若是战场上打死了，日本子就把你的灵牌供起来。小泉纯一郎参拜那靖国神社，里面就供奉着一些假鬼子，还有一些台湾人。
慰安妇血泪
李光子老人的家，在东宁县三岔口镇高安村。三间瓦房，厨房与卧室没有隔断，推开门一切一览无余。家具、用具该摞的摞着，该排队的排队，整齐划一，都放在最该放置的位置上。灶间嵌在锅台里的礼帽状的朝鲜族的铁锅，连同周围的瓷砖，光可鉴人，一尘不染。
见我们进来，不到1.60米高的瘦削的老人，连忙从炕上立起，按照朝鲜族习俗，双手扶膝，深深地鞠躬。
老人1926年生于日本，六岁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叔叔把她们接回韩国釜山老家。她七岁到旅馆干零活，只管饭。十五岁那年，家里来个女人，说中国有家大纺织厂招工，到那里能挣好多钱，她和母亲没答应。第二天，这个三十多岁的“爱简所”女老板又来了，讲中国钱好挣，干几年发财了再回来。这回李光子动心了，说你能给俺妈钱治病，俺就去。
从釜山坐火车，经图们到牡丹江，又坐火车到东宁，再坐汽车到了大肚川石门子。
正是“关特演”期间，东宁县到处都是关东军，到处都是慰安所，石门子就有四个。“爱简所”、“苏苏浪”是朝鲜（族）女人，“伊吉玛之”、“抠头布屐”是日本女人。李光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多鬼子，又弄这么多女人干什么。她根本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叫“慰安所”的地方，还有种女人叫“慰安妇”，而她就是慰安妇。
她挺害怕，就问女老板：你说的那个大纺织厂在哪儿呀？俺得干活挣钱呀。
女老板恶狠狠地盯住她：小丫头蛋子，老实给俺待着，不听话打断你的腿！
当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后，哭着哀求老板，说让俺干什么都行，千万不能干那种事呀。老板就让她扫地洗衣服干零活，还把钱放在什么地方试探她，看她拿不拿。十五岁的女孩子以为老板放过她了，提心吊胆干了十多天，厄运终于降临了。
那个日本兵见她不从，掏出把刀对准她的脸，却也不敢真的扎下去。只是一个1.80米左右的强壮男人，对付个体重还不到90斤的弱女子，结果又能怎样？她悲愤无助地叫着妈妈、妈妈呀，以泪洗面。
在东宁县已发现的4个慰安妇中，池桂兰是唯一有文化的，读过8年书。她也是釜山人，十八岁时与个同村青年结婚后，去了日本。二十二岁时丈夫被征参军，生活无据，看到报纸上有去中国东北的招工广告，就跟着老板来到东宁县石门子。当她明白那是个什么地方后，怒斥老板撒谎、骗人，丧失人性，不梳头，不洗脸，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俺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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