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宁有铁路，军用铁路，动作快的乘车走了一批，铁路被炸断后就用“11”号（指双腿步行——编者注）。从东宁向北奔牡丹江、哈尔滨，再向南经沈阳、安东到朝鲜，乘船回日本。他们来时就是这样一条路线。苏军占领朝鲜，被憋堵住了，大都迟滞在东北的大中城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有老人说，咱是守家坐地当的亡国奴，他们是大老远跑到咱这地场当了亡国奴，那是什么滋味呀？无论什么滋味，无论知不知道回国去也是亡国奴，那工夫算是彻底明白了，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的那个家，才是最安全牢靠的。
开拓团空了，各地通常都有的日本人住宅区也空了。拖儿抱女的，推车挑担的，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人流，却不是。因为他们要躲避钢铁翅膀的飞机，还要与地面急速推进的摩托化军队赛跑。远远地看到后面尘土飞扬，一支支主要由女人、孩子构成的逃难队伍，就赶紧隐蔽在附近山林，或青纱帐里，看着那汽车、坦克远去了，再继续上路。如是反复。有的遇上溃败的日军，有人觉得好像有了依靠，往往招来更大的灾难，甚至屠杀。遇到村屯，开头多是绕开，后来就去讨宿，要些吃的。有的被接纳，有的被拒绝，有时还会受到攻击。不断有人失散，大队变成小队，再聚合，再失散。有人“麻达山”了，有人陷进沼泽地，有人病死饿死，有人被狼撕狗掳。
曾为关东军士兵的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其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苫，在从虎林开始的逃难路上，被苏军士兵扔到车上，糟蹋够了再扔下去。
被当地人收养的孤儿，留下来成了“东北媳妇”的女人，有数。谁也说不清的，是究竟有多少人暴尸荒野。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苏联出兵东北后，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本人中，开拓团移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许多远离战场，包括一些边境地区的开拓团，还沉浸在“铁打的满洲国”、“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喧嚣中的人们，得知日本投降、完蛋了，如雷轰顶。路途遥遥，缺乏运输工具，又多是女人孩子，往哪儿跑啊？绝望了，再有一两个叫嚣“玉碎”的头头，有的开拓团就向天皇遥拜，然后浇上汽油，集体自焚。
日本国歌叫《君之代》。
日本国旗叫“日之丸”。
一般称为“日章旗”，也叫“太阳旗”，在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地区，则被叫做“膏药旗”的“日之丸”，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
1945年8月，当美国飞机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从日本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大日本皇军”举着的旗杆上，就只剩块白布了。
“大日本帝国”完蛋了。
“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
有人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说你这本书里写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国人干的。
没错，桓仁“填大江”有不少伪警察，各地“洗大沟”的，许多是清一色的伪军、伪警察。东北几乎无县没有“万人坑”和惨案，老百姓看到的出面的，许多是被称做“大部队”的伪军和各种汉奸。在刑场上杀害王凤阁的刽子手，是个伪中尉。
土龙山暴动，侵略者最大的教训之一，用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话讲，就是要“避免关东军和日本的权力行使表面化”。
而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多月就说了：“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而实权则操在我方手中为目的。”
1937年1月9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关于满洲帝国协和会》说得更明白：“关东军司令官是发挥皇威和进行指导的中心，但是，如果由他公开出面去侵犯满洲国的独立性，那将是绝大的错误。满洲国是以与日本天皇陛下一德一心，享有天命的皇帝陛下为中心的俨然一独立国家。或许关东军无意之间对满洲国政府或机关的工作有干预过多的现象，但就总体而言，还是促进满洲国自身开展工作。关东军暗中保持威力，尽可能对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不过分地直接干预。”
还是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的那些下级禽兽，来得实在。
去过日本的人，回来说日本是“礼仪之邦”。
笔者从未出过国，但我知道当年“满洲国”的日本人，也是礼数多多。
桓仁县普乐堡有个开拓团，1943年后，有点儿模样的男人都被征兵走了。每年春耕夏锄秋收大忙时，伪村公所就让老百姓去开拓团干活。老人们说，忙活一天，临走时，那些日本女人千恩万谢，点头哈腰，一口一个“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谢谢）。
家住东宁县城的秦洪义老人，当年是“满洲电业”的电工。老人说，那时单位、个人家照明出了问题，就得赶紧去修，什么人都接触。中国老百姓热情，进门就是客，赶上吃饭还留你吃饭。去汉奸家里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带搭不理的，有时官越大越不把你当人待，“喝呼”（呵斥、吓唬）你干得不好、干慢了，像“喝呼”狗似的。到日本人住宅区又是一样。那女的小碎步赶到门口迎接，鞠躬90度，说“空你其哇，伊拉西亚伊马塞”（你好，欢迎）。干完了，再送你到门口，连声“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通常还会送块肥皂，或盒香烟。你不要，她就没完没了地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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