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效康老人说，那时有黄蜡，用来堵枪口的。吃块拳头大的黄蜡，能三天不觉得怎么饿，不消化，就是糊弄肚子，一点儿劲也没有。走路打晃，站岗站不住，靠树站着，一会儿就坐下去了。俺们班4号战士睡觉打呼（打鼾），那才响呢，这工夫也没声了，躺那儿死人似的。有人瘦得皮包骨，有人“胖”得吓人，脑门子一按一个坑，浮肿呀。“胖”的比瘦的更不抗折腾，一阵风能刮倒似的。宿营支帐篷，不是现在那种厚厚的防寒的，而是做衣服用的布料自己做的，飘轻，过去一个人一会儿就支起来了。这回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舞舞扎扎地得弄上半个来钟头，有的就趴那光剩张口喘了。可一听到枪响狗叫，那人一扑棱就爬起来了。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写的《东北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39年6月至12月，1路军袭击敌人167次，与敌交战109次，总计276次。
1940年1月21日，在濛江县马架子战斗中，丛茂山负伤被俘。
老人说，俺在后面掩护，不是命令俺留下来掩护，是俺跑不动落后了。肚子里除了黄蜡、树皮、树叶子，没几粒粮食，哪有劲呀？俺身板好，可机关枪沉哪。俺当兵第一仗，没人教，就知道把身子藏在树后打枪。这工夫，俺靠在棵大树前，这不是净等着挨枪子吗？歪把子压满子弹30来斤，不那样站不稳、端不动呀。那时像俺这样的小兵，也知道这个仗没法打了，打不赢了。留在后面打掩护，那就是有口气就得把枪子放出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俺早就够本了。
老人说，前面是警察狗子，后面是日本子，从树空里往上上。落叶松一棵棵陡直陡直的，下面一根草没有，那雪没膝盖，深的地方插裆，他们走不快，好打。俺朝人多的地方一个点射，警察狗子都拱雪窝子里不动了，日本子也趴那儿了。这样打了两回，日本子就不顾死活往上上了，他们急着撵咱的大部队呀。俺最乐意打日本子了，瞄准了一个点射，前面那小子仰歪了，后边也有伤的。那子溜子在身边嗖嗖飞，能听到后面那日本子不是好声地叫唤。就这工夫，俺胳膊、大腿和肋巴骨下边挨了3枪，若不是靠在树上，那人能出挺远。枪掉地上，俺还看了一眼，接着人就倒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丛茂山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炕上，旁边坐着个老太太。
这是濛江县城西门里道南的一户人家，老两口有个姑娘，老头叫张善堂，给人赶大车。丛茂山不知道敌人怎么把他弄到这里来的，只知道当时不少老百姓家住着伪军、伪警察的伤员，有打伤的，有冻伤的，鬼子的伤员都住在医院里。一个多月后，有的伤好了，有的转去医院了，就剩丛茂山一个人还在张善堂家“住院”。那老太太就问：他们怎么不来接你呀？
丛茂山穿的是一套伪警察服装。这时打仗缴获，枪不算什么了，连抗联最宝贝的机枪也不宝贝了，钱也没什么用了。丛茂山负伤被俘后不久的马屁股山战斗，伤亡70多人，他所在的总部机枪连，一次就埋起来5挺机枪。减员太多，没人扛了。最要紧的是吃的穿的，把敌人冲垮了，最宝贵的是敌人丢弃的粮食，见到敌尸就往下扒衣服。张善堂一家人一开始就把他当成了“白帽子”，战场上乱糟糟的，敌人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了？知道自己被俘了，丛茂山就想到了狼狗圈，至于“过堂”审讯，肯定少不了。结果，一个多月里，只有个朝鲜（族）医生来给他换次药，此后再没人理他。而给别人换药则多得多，显然是区别对待，没把他当自己人。那么，是觉得他这个小兵没什么价值，还是把他忘了？
3个多月后，丛茂山能下地了。之前，吃饭、大小便都是老太太伺候，还弄些偏方给他疗伤。知道他是红军后，老太太说孩呀，你胆怎那么大呀，对他就更好了。他认老太太干妈，能下地后第一件事是给干妈磕头。半年后回家，临走前跪地上，把头磕得咚咚响。50年代初回濛江谢恩，干妈、干爹都去世了，找到干妹妹，去坟头烧纸磕头。
丛茂山负伤被俘几天后，王传圣在马屁股山战斗中右小腿负伤，骨头断了。杨靖宇看看伤口，叹口气，跟军医处长徐哲商量一会儿，给王传圣留下3袋高粱米、1条牛大腿，还有拳头大袋盐。什么药没有，只有挺大一块用来包扎伤口的白布。
老人都说，那时几乎天天打仗，有时一天几仗。除了“集团部落”就是无人区，像这种无法行军打仗的伤员，没别的办法，只能留在山里。
丛茂山昏迷后被敌人弄去干妈家“住院”，王传圣一个人在大山里“住院”。
那个地方叫东双丫子山，同志们给他选个背风、暖和的阳坡，一棵大松树下有棵大倒木，旁边一块很大的岩石。给他留下1张狗皮、1张狍子皮、1条半关东军的军用毯子，铺好盖上，就在这里安营“住院”当“团长”了。
丛茂山老人说，1路军总部代号2团，叫杨司令“2团长”，其实那时那人都是“团长”。行军休息，把枪一抱就缩成一团。睡觉没堆火，半个钟头也挺不了。打仗，打几枪就把手伸棉袄里头暖暖，或是搓一阵子，不然就冻坏了。他说他总觉得负伤后是直挺挺地倒下的，那身子都冻硬勾了，打不了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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