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傅天飞狼吞虎咽的工夫，舒群去门口的烟棚子，尽其所能买了10包“大白杆儿”。
吃喝得差不多了，舒群问他这一段的经历，自称“老傅”的傅天飞，拍拍肚子说：你要写什么大作呀？磐石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全在这里。
两个人谈了一天一夜，舒群又把他介绍给萧军、萧红。后来萧军、萧红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素材基本都是傅天飞提供的。
之后，傅天飞先后到南满、珠河巡视。1934年重返南满，先后任桓仁特支书记、桓兴县委委员、1军1师4团政委、1师军需官、1师宣传部长兼南满省委秘书处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国报》（周刊）、《列宁旗》（季刊）和不定期的《东边道青年先锋》。
省委秘书处在桓仁县海拔800多米高的牛毛沟大西岔原始森林的一个山洞里。洞壁上吊盏油灯，油没了就点松树明子，石板、膝盖是桌子，墨水是用捣烂的蓟草挤出汁液自制的。洞里冬暖夏凉，潮湿阴暗，冷了，搓搓手，跺跺脚，或是到洞外伸展活动一下，同时也换换新鲜空气。累了困了，就在那树枝树叶床上眯一觉。
丛茂山老人说，俺见过那报纸，净是说抗联打日本子的事，识字的人给大家伙儿念。有一回还提到俺，说俺机关枪打得好。班长挺高兴，说6号同志上了报纸，大家伙儿要向6号学习，都使劲往报纸上上。俺还精心收起一张，寻思打走日本子，拿回去给家里人看。
安昌勋被俘叛变，根据他的口供，长岛工作班判断出省委秘书处的位置。1938年2月24日，敌人搜山，首先发现省委青年部长小刘，听到枪声，傅天飞和同志们立即转移，抱着扛着将文件和设备藏到石人砬子的山洞里。黑灯瞎火，几个人走散了，傅天飞和一个同志，翻山越岭到了柞木台。半夜时分在个农民家里吃饭，有汉奸告密，被八里甸伪警察逮捕，然后押送到普乐堡长岛工作班。长岛笑眯眯地请他坐下，又递上一杯酒。傅天飞接过来，喝了一口，冷不防全喷到了长岛脸上。
一阵暴打，安昌勋、胡国臣让长岛把傅天飞交给他们“劝导”。
又是“上级”、“领导”，还是磐石游击队时期的“老战友”，安昌勋、胡国臣，还有个叛徒陈凤官，3个人把嘴皮子都磨薄了，傅天飞不理睬。安昌勋把自己的“自供书”拿来，让傅天飞“参考”，傅天飞就拿笔写了起来。写完了，安昌勋一看，与自己的“自供书”一模一样，只是把“30人”写成“卅人”，“一五○人”变成了“150人”。
3月5日，长岛把傅天飞提到密探室，让傅天飞继续写“自供书”。这回傅天飞提笔就写，开篇即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是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党的政治、军事、宣传工作干部”，然后奋笔疾书：
日本人们！混蛋们！你们认为共产党员都怕死吗？你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士都是可怜的人吗？你们的想法错了！
你们在这次革命的大风暴中，将失掉你们的那一条狗命！
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我被捕以后，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但事实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没有其他的道路，我过去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梦想！……我不能不死，留此而死别！老傅留字。
接着是一声枪响，趁看守廉应泽不备，老傅夺过手枪自杀了。
仙人洞老人说，傅天飞是从满洲省委来的，都叫他“傅省委”，说“傅省委”那小伙长得“华堂”（英俊）呀，人也“响快”（爽快），说话办事可“咔嚓”（痛快）了。
冯仲云与傅天飞最初的接近，是不无试探性地送他几本进步书籍，他看了，就认准了这条路。1930年底船校毕业，同学大都分配到青岛第三舰队，他因组织需要，留在了哈尔滨船务局。同样也是组织需要，1932年底，又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轮船副船长职务。他青春焕发，快人快语，容不得错误的或被他视为错误的东西。“北方会议”后，他被视为右倾遭到批判，险些被开除党籍，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可到了这非常时刻，一向快人快语的老傅，好像“拖泥带水”了。
有人落入敌手，就坦然笃定，从容赴死。有人也曾下定决心，结果在淫威下屈服了。老傅曾犹豫、迟疑、动摇，心跳咚咚地在生与死之间摇摆、抉择，“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最终是一声气冲牛斗的“我不能不死”！
快人快语、文如其人的老傅，似乎给自己留下了一笔瑕疵。可谁能断言那些从容赴死的英雄，内心深处就未曾掀起一点儿波澜，战胜过自我的怯懦？“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倘若还有一次，甚至可以无限地挥霍，那世上还有几多英雄？而企图在他身上立功的，竟然是曾经的上级、领导，是不是更能衬托出他的明确无误、完美无瑕？
“老傅留字”，一声枪响，非常英雄，矗立人间。
“曹亚范来了，快跑！”
1方面军指挥曹亚范，细高个，长脸，尖下颌，眼睛不大，说话时总爱眨巴，人称“曹卡巴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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