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笔者采访时，老人七十三岁，平头白发，个头少说1.70米以上。他参军时还不满十五岁，长得也小，没支三八大盖高。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也是孩子呀！
老人说，当干部操心受累呀。天还不大冷时，睡觉前要烤乌拉，先烤一只，烤好了穿上再脱另一只，主要是烤乌拉草。有的烤着烤着，身子一歪睡着了，就得赶紧把他弄醒，给他几巴掌。大家都睡了，有的迷迷糊糊往火堆前凑乎，当领导的就要把他拽回来。一般个把小时就冻醒了，没醒的，就得看看怎么回事。一眼没看到，就可能出事。有个田富，10个手指头都冻掉了，后来冻死了。
王钧老人说，1939年10月下旬，我们12团的朱连长，带个战士马万海跑交通，去讷河县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马万海烧得就剩个脑袋，朱连长两只脚烧没了。他爬了两天两夜，把信送到了，几天后也牺牲了。
离休前为伊春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玉林，与李桂林同岁，同年参加12支队，两人家相隔不到两公里。像李桂林一样，张口就是实事。
老人说，有一回做梦，说做的大米干饭和猪肉炖粉条子，那个香呀。迷迷糊糊爬起来，就去火堆上抓，一只手烧得“糊巴烂啃”（形容烧得焦煳破烂的样子）的，现在还这么多疤。
老人说，火也怕冻呀，你看那火苗是蓝色的，现在估摸着那气温就得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格外小心了，当领导的就不敢合眼了。最可怕的是秋末冬初、冬末春初那种雨夹雪天气，衣服湿透了，“打火堆”也不能脱下来烤，不冻死冻伤，八成也得病了。好人都难活，肚里没食，连饿带冻，还有个好吗？
1军3师西征碰上的就是这种天气，不知造成多少非战斗减员。笔者见到的资料，都没提及这个问题。而本节前面引用的“王继周同志以下六名冻死”，就是雨雪纷纷所致。文件中还说“据说再延驰（迟）一小时的淫雨，就要冻死全队的三分之二”。
李桂林老人说，大兴安岭的冬天，不下雪的时候不多，那雪齐腰深，过胯深，没膝盖算浅的。踩雪壳子走，一下没擎住，咔嚓掉下去。爬不上去，就用枪托砸雪壳子，在雪里往前拱，拱出的雪道像工事、战壕似的。有时一脚悬空，又掉进坑洼沟里。沟多深，雪多深，在底下扒雪，像老鼠掏洞似的往前爬、拱。拱不出去，没人拉扯，那就完了。
彭施鲁老人说，行军中最容易冻伤脸和鼻子，休息时是手脚。先是疼，用东北人的话讲，是“冻得像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不怕，猫不咬了就是冻伤了，没知觉了。刚冻伤时皮肤发白，那是血管丧失功能，赶紧用雪搓能搓过来，等到发黑就不行了。过度疲劳和体温降低，会影响人的思维判断力，觉得不疼了，没事了，干部就得经常喊几嗓子，提醒大家互相瞅着点。晚上行军更得提高警惕，特别要盯住那几个体质差的人，派人重点照顾，不时清点人数。饿呀累呀掉队了，困得一头栽雪窝子里睡着了，一会儿就冻僵了。肚里没食，那人特别不抗冻，生命特别脆弱，说不行就不行了。
老人都说，其他季节，饿了就睡觉，睡着就不饿了，有的再没醒来。冬天无论多饿多累，没打火堆不能睡觉，睡着了十有八九得完蛋，不死也残废了。
曹曙焰老人说，1940年1月，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2路军2支队政委姜信泰让我去宝清送封信。我和个朝鲜族机枪手金万义，等走到宝清和富锦交界处的山里，一下子傻眼了。山坡上十来个人，坐着的，蹲着的，躺着的不多，都冻死了。那穿戴，那头发，一看就是咱们的人。四处“撒目”（巡视），前面一个洼兜里又有几个，周围这一个、那一个的，还有一些。好多人那大腿和肚子，都叫野兽啃了、掏了。
老人说，像我这样活下来的，谁没见过冻死、饿死的战友呀？可哪见过一下子冻死这么多呀？就我所知，1938年后冻死、饿死的，比战死的多。
老人说他第一次见到冻死的人，是1936年秋天。他和连长王庆云率连到山外筹粮，买下老百姓地里的庄稼，掰包米棒子，割谷穗、高粱头，往山里背。干了几天变天了，雨夹雪，半夜回到密营，发现少了团部的孙副官，曹曙焰立即带两个人回去找。雨雪停了，北风像狼似的号叫，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在林子边找到了。孙副官坐在麻袋上，衣服铠甲似的，身子朝前弓着，两只手向前挓挲着，像在烤火，眼睛眯缝着，笑呵呵的。
曹曙焰老人说，我乐坏了，以为这人还活着。喊他不应，上前一抱，吓一大跳，硬邦邦的。后来明白了，冻死的人和战死的不一样，突然中弹牺牲，那表情差不多瞬间就凝固了。冻死的人是笑面，笑模悠悠的。人临死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这个世界挺温暖。那冻死的人是不是要加个“更”字？我还见过敞着怀的，热得受不了了似的。
王钧老人说，1938年，我们12团在通北拉拉屯筹粮后进山，离山还有几里路时，司务长刘殿福和班长韩九发冻死了。刘殿福抱着个塔头墩子当火盆，舌头都硬了，呼啦、呼啦“半语”（说话说不囫囵、完整）了，让我们先走，他烤热乎了再撵队伍。我们给他搓呀揉呀，做人工呼吸，怎么也没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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