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这个“妖物”却轰隆隆一阵怪叫，又箭一样地跑了。
我的老天爷！山民们大眼瞪小眼：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脱离路面掉进沟里）！
我的三个爷爷都说，是第二天早晨见到几个日本人的，是搞矿山探测的“矿山鬼”（管做生意的叫“买卖鬼”，当警察的叫“警察鬼”，开拓团种地的叫“庄稼鬼”——以此类推）。我的祖辈最初称日本人为“琉球人”，说他们是从琉球岛来的，一个个长得球球蛋蛋的，十有九个罗圈腿。据我所知，这种“矿山鬼”都是有武器的，跑到这辽东大山里，更是非有专门的武装保护不可的。可我祖辈的叙述中，却见物不见人，没一个“琉球人”影儿。那身心和视听，整个都被这个“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的“妖物”占据了。
末了，我的很会“讲古”（讲故事）的老爷爷，却也重重地来了句：那“小鼻子”鬼精鬼灵的，那才歹毒呢，咱中国人可没少叫他们“踢蹬”（整死、杀死、完蛋的意思）呀。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我的祖辈，称俄国人为“老毛子”、“大鼻子”，叫日本人为“日本子”、“小日本子”、“小鬼子”、“小鼻子”。
几天后，我的祖辈听“村上人”（村干部）讲：“小鼻子”占了咱们的奉天（沈阳）城！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且不说肥美的黑土地，怎么会孕育了这样一支悲怆的歌，娩出了“满洲国”这样一个怪胎。先让历史定格在关东军炮轰北大营的那一刻，看看我们能够看到、并该铭记些什么。
1931年的9月18日，为农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这个季节的上弦月，应该在晚上8点左右逝去，大地随即漆黑一片。
后面将要写到，我的祖辈并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别是在这“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据我推测，当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着“歹饭了”的时候，正是日本关东军和守备队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营及各个目标运动之际。而随着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架设在南满车站（今沈阳车站）附近日本守备队院子里的24厘米口径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时，我的太爷爷以下三代20余口人，该是在油灯下吃罢晚饭，或是在那热乎乎的南北大炕上响起鼾声了。
至于见到那辆跑到辽东大山里，被山民视为“妖物”的汽车时，是不是整个东三省，乃至热河，都早已罩在太阳旗的阴影下了？
他们听不到日军攻打北大营的枪炮声，在睡梦中就当了亡国奴，而且当了那么久竟浑然不觉。他们苦巴苦业劳作一天，那热炕上的梦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们实实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乡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并非为我的祖辈开脱。后面将会写到，提起我的祖辈，特别是我的三个正值青壮年的爷爷，我是不能不有些脸红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些执掌东北大权的人物，那一刻在干什么？
当我的祖辈视汽车为“妖物”时，张学良是不是会开汽车、又能驾驶飞机的“中国第一人”？
对于“九一八”这个日子，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这位少帅再悲惨、再凄苦、再刻骨铭心的了。年轻英俊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强势人物，那一刻正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的包厢里，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随张学良在北平。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其父大办丧事。
在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其父做寿，事变当日意犹未尽，仍在家中应酬，宾客盈门，灯烛交辉，收礼发财。
算是在职在位的两位大员，一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位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不久即投进日本人怀抱，当了汉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认贼作父的，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督署参谋长熙洽，正在粮米行街吉长报馆胡同的淫乐窝吉林俱乐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的王牌，对奉天防务堪称举足轻重的国防军7旅。
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议定出7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事变当夜，从旅长到所属3个团的团长，全回家了。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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