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原是有名的卢家大院，我两岁时叫胡子抢了，败了。我八岁放牲口，揽各家的牛马骡驴，还有猪，一个牲口放一年给7个铜板。1936年夏天后，独立师到我们那一带活动，有个隋德胜团长，来了就住在我们家。熟了，他说你别给牛马骡驴当“官”了，给我当传令兵吧。那年我十五岁，长得小，使大劲也没1.50米。上队没几天，见到李兆麟，他说这是谁家的小孩伢子，没杆枪高，趁早打发了。我吓坏了。团长说逗你玩，你还当真了。
听说西征，到西荒去，许多人开小差了。
走时就下雪了，先没脚脖子，再没膝盖，山沟里深处齐裆。那雪壳子擎不住人，人马就在雪里蹚。开头一天能走70多里，后来就30里、20里了。不知道上级怎么想的，早点儿也行，晚点儿也行，偏偏赶上这么个时候，越走雪越大，越走天越冷。山里有碓房子，碰上也住不下多少人，大都打火堆。过了乌拉嘎河，一些人就不行了，都是冻伤，大都是脚，不能走了，留在碓房子里。留点儿吃的，伤养好了再撵部队。怎么撵呀？还能找着吗？
雪大，马也走不动，又饿，扒开积雪让它吃点儿草。人也饿呀，马饿倒了就杀，马鞍子背着，背不动扔了。肚里没食，更不抗冻。我的脚也冻坏了，右脚跟烂到骨头了。到海伦后，3军有个叫“刘铁脖子”的，给我“扎古”（治疗）。他跟敌人骑兵拼刺刀，脖子被砍一刀，没死，脖子歪了，叫个“刘铁脖子”。他弄几个像蘑菇似的气包，里面是锅铁色的灰面子，和香油熬了，拿酒泡了，糊好了。这时什么招没有，赶上杀马，割块带血的马皮糊上。团长问我能不能挺住，我问还有多远，他说也就几天的路程。要是再走上十天半拉月，肯定得留那儿了，八成没今天了。
那时讲话“三个死”，打死、饿死和冻死。我记得我们西征到海伦，一路上没打什么仗，就是冻坏了，比打仗遭罪多了——那时打仗算个啥呀？
当吉东2路军西征失利，南满因程斌叛变，1路军顿陷险境之际，北满联军胜利抵达目的地。
南满、吉东、北满，唯北满的西征是成功的。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春顺利地展开了嫩江、讷河一带之新形势。在队伍进一步努力之下，有可能达到西兴安岭而以之为根据地。
现在嫩江下游望奎、肇州、林甸、拜泉……等各县，现在敌寇除交通线较便而外，统治尚是闲散，尚未归成集团部落。仅东部沿山一带巴、木、庆、铁、绥、海、通各地结成了集团部落之封锁线。
争取西部大界队伍能自由活动及新形势之展开。如果能完成这一任务，则队伍之发展将无可限量，必能给与国内抗战以有力之帮助和呼应。
对前途估计如此乐观，是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战争舞台，相当于今天的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和黑河西南部的黑嫩地区，日伪“统治尚是闲散”。而“闲散”两个字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已是久违的过去时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间，各地党组织谈及当时形势时常用的。至于“闲散”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许多地区还没有建设“集团部落”。
张寿篯运筹帷幄
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因人员难以凑到一起，分别于1939年1月19日和4月12日，在铁力、通河两地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北满临时委员会之‘临时’二字除掉，而直称为中共北满省委员会”。“选举金策、张寿篯、冯仲云三同志组织新省委。而以金策同志担任北省书记，张寿篯同志任组织部部长，冯仲云同志担任宣传部部长”。“决定正式改选北满抗联总部，而正式成立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并成立三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由张寿篯同志担任，总参谋长由许亨植（李熙山——笔者）同志担任，李华堂同志任三路军总副指挥（暂不发表）。”“许亨植同志担任三军军长，张兰生同志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同志不再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同志担任六军军长，不再担任六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特派冯仲云同志到下江担任省代表之工作，及张寿篯同志到龙北担任省代表责任”。
5月30日，在五大连池的德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3路军正式成立。
3路军能在西荒的山野平原纵横驰骋，固然因为敌情闲散，首先还在于干部的目光，特别是省委和总部的当家人的果敢、智慧。
1934年初，作为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寿篯曾巡视并领导海伦特别支部，又巡视通北至绥化和呼海铁路的工人运动。当时，马占山刚从海拉尔退往苏联，日寇占领铁路沿线，沿途兵荒马乱一阵子后，开始沉寂。但是，马占山的一些同僚、部下藏匿当地，伺机待动。这里幅员辽阔，居民稀少，日伪统治闲散，山里有许多木业金厂，与遍地的“集团部落”的下江不可同日而语。3路军的到来，自然会引起敌人注意，加紧“治标”、“治本”，但要达到下江那种程度，尚需相当时日。已经有了7年斗争历史的抗联，只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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