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伏击，这支地头蛇“讨伐队”伤亡近半，也把它的精神摧垮了。而3支队马不停蹄赶去北兴镇，趁夜暗打进去，又把它的老窝端了。
陈雷老人说，王明贵这个人聪明，悟性好，决心硬，又冷静，能算计，眼界宽，走一步，看几步，是抗联后期最能打仗的支队长之一。
3支队袭击霍龙门车站，是为了应对已经雪花飘飘的严冬，也是准备进军呼伦贝尔。
1940年1月，根据北满省委指示，冯治刚率6军教导队和12团120多骑兵，进军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准备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北满抗联总后方，并与关内八路军和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取得联系。这是抗联首次进入这一地区。2月4日，在布西三岔河上游任殿臣屯被敌包围，冯治刚牺牲。王钧率部突出重围，转战阿荣、巴彦两旗，3月中旬返回朝阳山。
霍龙门战斗后，3支队两次进军呼伦贝尔。首次历时两个多月，在阿荣旗突破万余日伪军堵截，深入到洮南、泰来等县。第二次是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后，3支队渡过嫩江，直插阿荣旗和甘南县民族杂居区，再北上进入呼玛县，年底过界去苏联休整。
忽而呼伦贝尔大草原，忽而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战马打死了、累死了、饿死了，断粮杀掉吃了，骑兵变步兵。再打仗，再缴获，再变成骑兵。伏击、偷袭、化装袭击、遭遇战、突围战，不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而在进入呼玛县后，则是攻击、攻击、再攻击，横扫呼玛河流域的金沟矿业。
在同时期的东北抗联中，3支队是最活跃的，战绩也最大。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王明贵今年（1941年——笔者）一月上旬入苏，三月上旬归满，于本期内为第三路军匪帮最为活跃者。”
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敌寇用尽千方百计，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毁灭了富饶的农村，而使抗日部队在伪三江省地区受到严重打击。而今抗日队伍又克服巨艰万难，长征小兴安岭西，挺进于嫩江平野，展开历年来所未有之英勇行动，敌寇焉能不惊讶穷蹙呢！因此，敌寇对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路又大加注意。例如森林汽车道之修筑，瞭望所之设置，沿山武装移民团之大批分布不遗余力！在平原内则情报网之建立，保甲制之加强，户口、证明书之整理，奸细密探之成群，局部沿山地方之归屯，一切都风行雷厉的在加紧着。
沉寂的西荒成了新的抗战热点，而敌人从东荒搬来的那一套，当然也是行之有效的。
小兴安岭西部山边，日寇原来就沿山部署许多开拓团，这回除配置重兵外，又集甲并村建部落，要把抗联封堵在山里困死。在山里打猎、烧炭、伐木、采集山货的人，许多是敌人安插的，真正讨生活的越来越少。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即调集兵力“踩踏”、“梳篦”，穷搜山林，有时还出动飞机。而在平原地区，日伪规定，有抗联进屯过夜，第二天8点前必须报告。重点街村每两小时报告一次，没有报告即被视为有敌情，“讨伐队”立即出动。同时强迫老百姓“站道”、“拉大网”，在高粱地、包米地里排队拉网搜查，站在公路上监视抗联。
西荒的有钱大户，没有土地革命、打土豪、吃大户的记忆，对抗联一般都比较支持。有的觉得报告了，鬼子、汉奸问个没完，甚至怀疑你“通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报告。老百姓“拉网”、“站道”发现抗联了，就喊走啊，这旮旯没人啊，就过去了。但也因地而异。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伪兴安东省“关于我们的消息，民众不报告的地方还少（因为民众怕日本的毒辣政策），有不报告的地方多系害怕敌人着扰为难（这多属于小村落及人不杂乱的地方）。但多数不报告的，都是在我们威逼下所致，而绝不是他们从心所愿，而真正敢拥护我们和帮助我们的，只占少数而已”。
李桂林、高玉林老人说，3路军到西荒后，头两年基本都能住上房子，我们上队时就开始露营打火堆了。看老同志那衣服烧得窟窿眼子的，开头还不大明白怎么回事儿，觉得这队伍怎么都像火头军似的呀。在山里打火堆比较安全，在平原就危险多了，白天冒烟咕咚的，晚上几十里外都能看到火亮。那也得打呀。特别是冬天，不打就冻死了。
露营打火堆，并不仅仅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问题，显见的是西荒抗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一种全面的困境和危机。
张瑞麟老人说：
我们先在烟筒砬子找到6支队，又去大青山找到总部。一下子多了100多号人，很快断粮了。大年三十，我们和6支队下山打给养。那天晚上特别冷，冻伤10多个，6支队长张光迪让我带着伤号在山边等他们，留下匹走不动的瘦马和几斤黄豆。我的传令兵施连发，10个手指头都冻黑了。我用破布给他两个袖口加长一块，再缝死，这样能保点暖。不能吃饭，我喂他，大小便我给他解裤带。后来送去密营，连冻带饿，还是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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