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林老人说，我十三岁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当“半拉子”，十六岁干“八厘股子”。“半拉子”是干半个人的活，给你一半的工钱。“八厘股子”是干八成活，给八成工钱。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常常给不到。我刚参加抗联那阵，就是跟着跑，连个“八厘股子”也顶不上，算个“半拉子”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和现在，文字上都叫“少年连”，当年我们就叫“小孩队”，有的还叫“半拉子队”。“小孩队”锻炼一下，打仗挺厉害的。大人刚参军，不会打仗，还赶不上“小孩队”、“半拉子队”呢。
1934年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交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在谈到珠河游击队时说：
少先队原来二十余人，当我到队时，只有十八人，因为吸收几个人到教导队去了，少先队是一个中队，队长李根先最勇敢忠实。没有派争，非常好的一个同志（韩），但政治上不发展，少先队员较之其他队员勇敢积极，在政治上也比较其他中队好得多。
1937年12月，1军成立少年铁血队，杨靖宇让王传圣当指导员。全队五十多人，干部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十九岁，队员中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第一仗是临江县红土崖战斗，全歼伪军一个排。接着又攻打小蒲岔河“集团部落”，活捉三十多伪警察。战后伪警察说，一帮大老爷们儿，让群小孩打得稀里哗啦。
著名的冰趟子大捷，3军少年连打得非常勇敢、顽强。
笔者采访到的大多数老人，像李在德、李敏、胡真一、王铁环、周淑玲、潘国权、丛茂山、曹曙焰、王云庆、郝凤武、卢连峰、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等，无论他们是否编入少年连（营），当年都是小孩。
1938年后，抗联进入最困难时期，除南满1军重新组建的少年铁血队外，少年连（营）基本就不存在了。像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人，参军后就和成年人一起战斗。
两位医官
5军医官管毅，是笔者家乡本溪县人，1914年出生，小学没毕业父亲病逝，退学到县城私立济民医院学徒，出徒后在桥头镇开家小诊所，取名“早春医院”。管毅性情耿直，有话就说，自然不会有“满洲国”的好话，引起宪兵队注意。眼见风声越来越紧，家乡待不下去了，1935年春跑去林口县刁翎镇投奔伯父，在刁翎街里又开起早春医院。
郭铁坚在刁翎组织反日会，管毅二话不说，参加，不久又入团，小医院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伪警察、特务也来看病，管毅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嘴里掏情报。
1936年初冬，一副爬犁把管毅拉到许家屯，为5军1师师长关书范治伤，同时也是让他上队。他在济民医院学的是西医外科，部队最需要这样的医生了。
他对妻子说，这些年我干的什么事，你都有数。再守着那个小医院，早晚会出事，你们娘儿们孩子也跟着遭殃。你这几天就收拾东西回本溪老家吧，乡亲们问我哪去了，就说得病死了。我这一走就没个头了，什么时候“满洲国”倒台了才到头，能不能活到那时候也难说，你就别等我了。回老家找个能过日子的实诚人，帮我把两个丫头拉扯大了，我就感恩不尽了。你跟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我对不起你。倘有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胡真一老人说，第一次看管毅动手术，是从大腿里取颗子弹。伤员躺在桌子上，几个人按着，像杀猪似的。听到叫声，我们几个女兵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去看。我的妈呀，有的吓得扭头就跑，我也赶紧把脸捂上了。之后又锯胳膊锯腿的，有麻药的时候不多，就那么“生吃活拉”（活活的、蛮横的、强硬的）地拉呀锯呀。管毅热情，乐于助人，瞅着挺文静个人，再见到就觉得这个人挺瘆人的。慢慢地理解了，也熟了，问他你总这样动手术，心里好受吗？他叹口气，说赶走日本子就好了。
管毅是2路军西征到五常时牺牲的。
郝凤武老人说，那次负伤，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要是没有王医官王耀均，那个坑肯定用上了。他三天两头来给我换药。9支队这一帮、那一伙的，伤员也是，我给他算过，不吃不睡，转一圈也得3天左右。这人医术好，态度就不用说了。张荣负伤，也是前胸，吃大烟顶不住，说小郝你行行好，给我补一枪吧。我觉着这人也是不大行了，可我们有王医官呀！我们抬着他拼命跑，去找王医官，到底给治好了。我们9支队，还有3支队，他救活的人“老鼻子”了。
同为医官，王耀均和管毅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因为他来路不明。
管毅是5军请上山的，比管毅大两岁的王耀均，是自己找到6军的，一切全靠自报家门。他是辽宁省铁岭县人，中学毕业到哈尔滨学医，学成后在哈尔滨行医，1936年春到富锦给人看病，碰上6军2师就要求上队。他说的都是真的，可空口无凭啊，别说师里领导了，连个士兵都恨不能问一句：你是不是日本子派来的特务、暗探呀？
1935年8月16日，《中共勃利县委致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说：
党过去对知识分子只听他几句漂亮话，慷慨救世的口气，就不经过实际工作而轻率地吸收入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方法最容易给奸细混进党内的机会。我们吸收知识分子时特别提高警惕性，以防走狗汉奸混进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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