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说，那时大小是个干部，就是“走资派”了。抗联呢？一个“胡子”，一个“苏修特务”，几乎人人有份。许多人还是“日本特务”、“朝鲜特务”、“国民党特务”，双料、三料、四料特务。抗联是给苏联搞过情报，是苏联特务，可我们搞的是日本鬼子的情报，那时苏联是帮助中国抗战的呀！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呀！那时离“苏修”还有二十来年，挨得上吗？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
张瑞麟当年齿骨被子弹打碎，一只胳膊骨折，“文化大革命”中一条腿又残废了。
老人吃力地张口道，我这辈子别的都没啥，就嘴上这伤太缺德了，说话不得劲，满口牙就剩右上边一个食牙了。喝小米粥最好了，树皮汤、野菜汤也挺好，干的用舌头团巴团巴就进去了。吃大饼子，用手掰开捏碎放嘴里，喝口水咽下去。那时粮食最多的是煮包米粒子，大家伙儿嚼得那个香呀，我得用石头、枪把子把它捣烂糊了。解放后好了，别人吃干的，给我做稀的，面条、疙瘩汤什么的。这是特殊化了，可也不是好吃好喝的特殊化呀，一大堆罪名中，就有了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卢连峰老人说，1946年春天，四平那边跟国民党打得炮火连天，这边在哈尔滨阿什河街一栋三层楼里，办“抗联研究班”，“研究”抗联的“叛徒”、“特务”、“汉奸”。我老婆也给弄去了。门口站双岗，裤腰带没收了，盛饭时还得一手提着裤子。葛万才被吊在电扇钩子上打。他参加抗联后，鬼子把他老爹抓去，身上绑块石头沉江了，日本投降后听说了，精神就不大好，再这么一“研究”，疯了。有个马云峰，还有个姓张的，说他俩要杀王明贵，绑下楼去，正碰见王明贵上楼，一问一听，王明贵说哪有这事呀？这才放了。轮到我了，说我在通河叛变了，我说没有。他们说那么多人叛变了，你为什么不叛变？我说照这么说，你们是不是也叛变了？有人上来要绑我，我抄起把凳子，说谁敢上我就打死谁。我跑去省政府找冯仲云，说不干了，回家种地去。他安慰我，说这事不能耍态度，有人不了解抗联，问什么，讲什么，配合组织讲明白就行了。又说我的老丈母娘在通河被斗争了，他已经打过电话了，没事了。唉，那时林彪就整抗联，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得更狠了。
有老人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说东北从来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承认抗联。北京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去看了，有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抗联。抗联抗战14年哪！我们给中央反映情况，有抗联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又不承认抗联了，就日本鬼子始终承认我们，打我们。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未被触及的。
张瑞麟老人说，12支队打肇源城，抓住日本参事官的是新兵程化亭，十五岁的小孩。他跟鬼子摔跤，可勇敢了，“文化大革命”时被整死了。
李桂林老人说，我那个表兄刘清峰，说打日本鬼子还打出罪了，憋气窝火死了。
李敏老人说，张英华，梧桐河模范学校音乐教师，那年十八岁，漂亮、活泼、大方，说话像唱歌似的，是我们这些小丫头、小小子的偶像。“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宣传队，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后来跟汤原县委书记李春满结婚，生个女儿送人了，下落不明。李春满牺牲后，跟张兰生结婚，生个儿子死了。1940年在铁力密营被俘，日本投降后出狱，跟个农民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这回孩子都活下来了，她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她是个老革命啊，一天福也没享着啊。
前面说过，冯仲云是被活活打死的。
连冯仲云这样的好人也不放过，那个年代怎么啦？！
曾经审讯过于天放的日本战犯中西正植，在供词中说：“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
提起“追星”，今人就会想到追歌星、影星。而在抗战胜利后的东北，于天放、冯仲云和他们的战友，所到之处那些着了魔似的涌向他们的人们，追逐的则是我们的民族之星、抗战英雄，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光荣、骄傲和巨大的精神财富。而当英雄被视如粪土时，就知道在那个肯定是疯了的年代，我们失落的还有远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更可怕的东西。
作事认着叫他左了，不能叫他右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样的话都不会陌生。而这句话是1936年7月6日前，5军一位师长就经常挂在嘴边的。联想到东北反“民生团”杀了多少人，以及关内的打“AB团”、“肃托”等等，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是不是多少就有点儿眉目了？
“幸存者寥若晨星”——从当年的文件到后来的抗联著述，都难得少了这句话。
十年浩劫后，就更寥寥了。
抗联退到苏联后，陈雷几次回国执行任务。每次归来，在迎接的战友中一眼见到李敏，恋爱中的一对青年，心头就一阵疾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20号”陈雷，是1966年8月26日被抓走的，先“牛棚”，后拘留所。不久，李敏就成了“21号”。偶尔得知彼此都在那儿，夫妻俩心头一阵狂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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