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曙焰老人说，那时那人见面问声“吃了吗”，也不一定是问吃饭了没有，许多时候就是打个招呼，你总不能说“穿了”吧？参加抗联后也是一样，慢慢地，见了团长会叫声“团长”。这回没团长了，见到上级要敬礼，忘了要受批评、被罚站，就觉得不习惯。记得我刚上队时，也搞过队列训练，练着练着敌人来了。敌人没来，练着练着一些人烦了，说练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那练什么有用啊？练射击。练这个是真有用，战场上一枪一个，那多直接、痛快呀。那教官也七长八短、千奇百怪。像山林队出身的，那枪打得真准，大家也真服气，可有的为了出手快，把匣子枪的准星锯掉了，你说能教出什么样的射手？扔下锄头拿起枪，班长、排长、连长告诉你几句，对了错了的，你就在实战中悟去吧。抗联培养许多游击战人才，游击战与正规战有许多不同，但军事技术应该是正规的。许多人不说身经百战，也是大小几十仗了，这回像个新兵似的从立正、稍息练起。
张瑞麟、李桂林老人说，我们是1944年初“过苏联”的，教导旅正在进行滑雪训练，把我们看傻眼了。这东西不吃粮、不吃草，穿上“像箭打似的”（形容速度快），太好了。那时军事训练占70%，还有政治教育、文化学习，你说这下子把我们落下多远吧。好在这时不光苏联教官，就是一般战士都能给我们当老师了。
李敏老人说，教导旅有60多女兵，头一年让我当护士。其实正儿八经的都是苏联护士，咱就是学习，多干些粗活。第二年调到无线电营学报务。人力跑交通，几天、十几天、个把月，甚至几个月跑一趟，这回几分钟就联系上了，那能不认真学吗？李兆麟讲艺不压身，多学几手，回国有用。学跳伞，选的都是身强力壮的，说我不合格，我去找李兆麟，他说你以工作人员名义跳。去伯力郊区飞行学校，先学一星期地面动作，然后联系从跳伞塔跳伞，半个月后就坐飞机上天了。我从小就爱跟男孩子玩打仗，哥哥参军后就盼着当兵，没想到这兵当到苏联来了，还上天了。飞机轰轰响，2000来米高吧，教官一挥手下去一个，像下饺子、扔土豆似的。刚下去头朝下，伞一开就正过来了。手抓伞绳，风在耳边呼呼响，山河大地越来越近。脚一着地，身上那汗像雨点子似的哗地摔到地上，紧张呀，高兴呀。有的风大，被伞拖着跑出好远才能站住。有时被伞盖住，拱半天才能拱出来。安全着地，就算合格了。
境内境外
1938年底，3路军1支队松门山战斗失利后，张光迪、陈雷率队“过苏联”，被安顿在海兰泡城外一座兵营。半个月后，一个会说汉话的苏联军官来找陈雷，说让他去学习一段时间。部队怎么办呀？那军官说由支队长带着，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陈雷第一次“过苏联”，对苏联充满了神秘、神圣感。
一个穿便装的苏联人，陪陈雷坐火车到伯力。一个穿便装的小老头，后来得知是苏军少校，把陈雷接到黑龙江边一条小街的一栋二层楼。进一楼左拐3室1厨的男主人舒里科，是个铁路上尉（当时苏联铁路职工佩戴军衔），女主人叫娜嘉。临街的一面是个套间，外间为客厅，里间是卧室。陈雷就住在这里。小老头少校天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娜嘉给他做饭，对他都很诚恳、热情。
后来，抗联管这种住进抗联人员的苏联人家，叫“工作房子”。赵尚志1941年秋回国前，就在伯力住这种“工作房子”。
想想“过苏联”前的情景，眼下简直就是天堂了。可部队呢？他的学习又是怎么安排的呀？还在佳木斯做地下工作时，他就知道满洲省委和抗联不时派人到苏联学习。那个小老头少校每次推门进来，他就等着他告诉他去什么学校学习，每次都是失望。窗外街上车来人往，室内书架上好多书，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而且都是中文版，就翻看起来。这一翻不要紧，就像老牛进了白菜地般如饥似渴读起没完了。
1997年笔者采访时，已经八十高寿的陈雷老人说：“我这辈子的这点马列主义水平，还真得益于在‘工作房子’的那几个月的学习。”
很快已是6月。这天来了两个人，问询生活、身体情况后，其中一个拿起书架上的一本《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说这本书你看了吗？陈雷说看了。那人说我们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陈雷心里寻思，还没安排我去学校学习呀。就说：我原来就是做地下工作的，是从大逮捕中逃出来的，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回去很容易暴露。
那人说：我们送你去个非常保险的地方，行不行？
陈雷说：我身上好几处伤疤，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队。
几天后，一个苏军少校带陈雷上火车，行至与中国境内佛山隔江相对的一个小站，换乘汽车进到山里一个营地，一看全是抗联的人——是赵尚志准备带回东北的队伍。
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一直把欧洲视为重点，情报工作也是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受制于种种国际条件，非常活跃的西线情报活动被迫偃旗息鼓，在远东地区则异军突起，这自然就少不了中国人参与其间，先期主要利用生活在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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