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来开会的是不是就要杀掉呢？“要求每一个团或师的党派一个人、每一地方特支或县派代表一人前来，干部活动分子都可参加”，还有随行的警卫人员，有的还有向导，这得多少人？而戴鸿宾带主力走后，刘凤阳又带人“过苏联”送缴获物资，还分兵出去打给养，赵尚志身边就剩十几个人，怎么杀？杀得了吗？分批分期地杀？来一批杀一批？或者有选择地杀？金策能允许？赵尚志能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吗？再说，把这些人一网打尽了，在远东军或共产国际那边，又怎么交代呀？
1940年6月20日，《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的话，北满这些负责同志，都已变成第二个祁致中的命运。
同一天，《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现在我们对尚志同志问一问：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以总司令的资格，调吉北负责同志到下江召集会议的意思何在？我（尚志）为的讨论与解决许多重要问题而调的。尚志同志！你与“奸细”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这个会议不是捕杀“奸细”吗？
如果开会是个阴谋，蓄意诱杀这些人，或是有选择地捕杀某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堪称抗联史上绝无仅有的血淋淋的大阴谋，赵尚志是不是应该不动声色地小心翼翼地精心策划，绝口不提“奸细”2字，把这些比日寇还可怕的奸细哄骗来？3军到下江就跟6军一起战斗，在“洋笆篱子”又跟戴鸿宾朝夕相处，“傻老赵”再缺心眼儿，不会琢磨人，对戴鸿宾也该多少了解些，那“悄悄话”能那么说吗？岂不是送上门去白给了吗？“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在对敌斗争上，是从来不缺心眼儿的，是非常爱动、也会动心眼儿的。
如果是在苏联就动了这个心思，那他还能处死祁致中吗？
金策与赵尚志五年未见，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酿蓄着醇酒般的战友情。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开会，戴鸿宾、陈绍宾来了——形势陡变，正负40度，赵尚志从天堂跌进地狱。
六年多的情谊，而且是在血与火中建立的情谊、形象、印象，竟会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革命致命危险”，这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谁也未行（寻）思任永富抱有狼心狗肺，真是令人惊骇”，“对革命事业有历史忠诚干部也使之企图动摇”。金策跟张兰生说的“谁也未行（寻）思”，其实是不确的，3军1师副师长任永富并不是奸细，但这种“惊骇”却是经常会感受到的。昨天还一起打火堆，今天就把敌人领来了，刚才还在一个盆里舀饭，这工夫把枪口对上你了。
在这种“起叛徒”的背景下，妖魔化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即便冷静、成熟如金策，即便是对于赵尚志。
而“精老赵”也好，“傻老赵”也罢，还在那儿傻呆呆地等着人们来开会。从落叶纷纷等到冰天雪地，穿着单衣断粮了，依然在那儿等着，一直等到1939年底。
上面引用的《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鸿宾同志给金策同志的信上写道：“……关于尚志问题是谁向党作的报告？是鸿宾不是别人。”
从祁致中之死，到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因率队过界被开除党籍、撤销6军军长职务，又被赵尚志重新任命为6军军长的戴鸿宾，都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是举足轻重的。
同年2月16日，《×××（笔者隐去姓名）给金策同志的信》中说：
戴鸿宾同志，他在六军负责时期是敌视党，在党内开展反“左”倾关门主义斗争中，他抱定“你们是算你珠河党的陈账”，我不参加你们的漩涡的打算，这狡猾而粗率的无原则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列宁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这次赵尚志公开计划杀害党的干部，破坏党的组织，瓦解抗日联军的阴谋的时候，我们戴同志是不是沉睡着呢？当然没有沉睡，相反的他由××回来就知道的清楚，他是不是作斗争了呢？是没有的，他是与赵尚志同流合污，附合这种反党的阴谋计划，仍抱着“作（坐）山看虎斗，不参加斗争漩涡主义”，戴同志单独领导队伍活动很久，为什么不积极找党的组织关系呢？当然他不想找组织的，这次西来，他见绍宾的当时，他惋惜自己的不幸说：“我本抱定宗旨不参加这斗争漩涡，现在我见着你（指绍宾同志）又把我卷入这个旋涡。”
在珠汤联席会上，我们几乎只看到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的人在那儿争论，汤原中心县委和6军的人好像集体失语。或许是受了老军长夏云杰的传染，在争论更加激烈的省委扩大会上，好像也没听到戴鸿宾的什么声音。我们看到的这个“半拉子”出身的军长的智勇才华，是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闪光。或许天性如此，不善争论。或许自觉马列水平不行，参与不了。其实以他的聪慧，更可能的是清醒地就想置身事外。敌人那么强大，抗联就这么些人，最需要的就是团结了。值得地、不值得地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感情，对谁有利？可看看两边的角色、架势，他站到哪边也解决不了问题，站到中间也当不了和事佬，有人好像还乐此不疲，就尽量躲得远些，别被卷进那旋涡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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