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的优势是人多，熟悉地理环境，致命弱点是不团结。8月，成立不久、也由李延禄兼任团长的补充2团，在平阳镇被丁超的护路军缴械，包括两位副团长在内的20多名官兵被害。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以为补充2团报仇为名，又杀了联合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这时李杜接到南京政府剿共密令，签发各部，孔宪荣就在救国军抓捕6名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李延禄赶去东宁县三岔口总部，说服王德林把人放了。不久，李杜、王德林和孔宪荣相继过界去了苏联。即便不是如此，形势明摆着的，李延禄等人已经很难在救国军待下去了。
而且，“上层勾结”这顶帽子，也在党内被戴上多时了。
“1·26”指示信，在肯定马占山、李杜等部是反日武装的同时，又认为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而党内斗争则“首先是反对右倾”，“这是主要危险”。在留着这样一些尾巴的同时，下面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
后面将会详细写到的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人，1936年1月被北平市委派到抗联4军后，就给李延禄当秘书。队伍到了哪个屯子住下，询问当地绺子情况，哪些是反日的，首领是谁。问明白了，李延禄就掏出几张名片，让彭施鲁在上面写几句话，意思是想和你见见面，然后让老乡分头送去。胡子都有眼线，你有多少人马枪，什么来头，到了他的地盘，很快就知道了。见你人枪少，或是有过节，就吃掉你。你人多势众惹不起，就躲了，或是来见你。觉得志同道合，又久闻大名，敬服你，就主动来拜见你了。
凡是见到名片的，通常都会来。李延禄主要讲三点。一是要坚决打日本子，不投降；二是除了惩罚汉奸走狗外，不绑票，不侵害老百姓利益；三是反日队伍要互相合作、支援，不能自己打冤家。有的首领话里话外那意思，是俺听你的，有什么好处呀？李延禄就告诉他们，眼下还没有能力给大家伙儿发饷、发枪弹，还得从日本子和走狗手里夺。将来有条件了，那当然没说的。大家伙儿赞成俺的意见，咱们就合伙干，不赞成呢，谁也不强迫谁。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中国人，今后见面就是朋友、弟兄。
没意见了，就开始写委任状，写在一块白绸子上，由李延禄授予对方。
自彭施鲁来后，写委任状就是他的活了，他一介书生哪写过这个呀？李延禄就告诉他，右起第一行先写上“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二行只写“委任状”，三个字要大些，中间写“兹委任×××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游击营（或团、连）营长（或团长、连长），此令”，落款是“军长李延禄”，最后一行是“中华民国廿×年×月×日”。写完了要盖印章，一个较大的长方形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司令部关防”，要上盖“年”字，下盖“月”字，然后是李延禄的印章。
这些事情做完了，有时有机会，就由李延禄指挥几支队伍打一仗。有时完了就完了，继续赶路。
从脱离救国军后，所到之处有反日队伍，主要是山林队，基本就是这样子。
在一些人眼里，从救国军到山林队，李延禄都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下层统一战线上，用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威胁上层，使其就范。说白了，就是鼓动士兵、“崽子”（喽啰）造反，反对“反动领袖”，进而夺取领导权。而对于各种武装的首领来说，他的队伍，那些人枪，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就像一家企业，你去了就想把老板搞掉，自己当老板，这还了得？无论什么样的队伍，对这种事都是非常警觉，也最深恶痛绝的。其上下级多为拜把子兄弟，你成天在下边鼓捣，人家能不发觉？那还有个好？实践中这样做的，有几个不是白给了？李延禄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没有弊端。像到处发委任状，有的队伍就可能打着4军的旗号绑票，糟蹋祸害百姓。可比之到处树敌，这种广交朋友，利多弊多还用说吗？
而在一些人的眼里，如果李延禄不搞“上层勾结”，是不是整个救国军都成了共产党的队伍了？
因此就有了1933年7月31日《中共绥宁代表团关于组织状况及开展农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报告》中的评价：“李的队伍在宁安方面口头上是听共产党的领导，然而实际上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好胡子’。”
“南蛮子”周保中
吴义成，200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过去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兵委书记）的意见，得了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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