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穆棱，也没回家，先去找党。从县城找到下城子，又找到兴源镇，在人称“刘快腿”的刘万奎的自卫军里找到两个党员，他们是军法处长周延声和作战参谋佟同。周延声说日本子要来了，这旮旯要打仗，虎林县义勇军一个营长是孙绍堂的堂兄，那儿没党员，急需人去开辟工作，两个人就奔虎林。兵荒马乱，一天晚上，响起枪声，人们四散奔逃，两个人也跟着跑。黑灯瞎火，这是跑哪儿了？天亮一看，哟，这不是苏联地界吗？吃了一惊，转而大喜，这是到了“阶级祖国”呀！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在苏联学习、训练一番，再要几支枪，回“民族祖国”打日本子。两个俄文法政学院大学生，跟苏军哨兵一口一个“同志”，人家根本不理睬，把他们送到边防站，再押到双城子（乌苏里斯克）监狱。头几天审讯，问什么答什么，没问题了，就跟人家较真：俺们是中共党员，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哪有自家人关自家人的道理呀？你们得训练俺们学军事，俺们好回去打日本子呀！
关了两个月，放了，这回回家了。回家了也不能当亡国奴呀？还是找党。找到了，让李范五在穆棱县第二学校以教师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具体怎么开展，那人也没说，好像也说不大明白，又好像李范五什么都明白，不用说了似的。
在北平读书时，有反帝大同盟组织。他就照猫画虎，秘密发展反帝大同盟盟员，平时发现谁有反日思想，就吸收进来。不到三个月，就在学校、狍子沟、白石砬子、兴源镇、八面通火车站，还有伪警署，发展十多名盟员。不久，又将其中几名突出的盟员发展为党员，在一个萝卜窖里举行了入党仪式。
1933年6月，吉东局决定成立穆棱县委，李范五为县委书记。8月，调任宁安县反日会长，不久担任县委书记。
如今的县委，一幢大楼，几十台电脑、电话，人们按时上下班。那时，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李县委”、“李大个子”，叫什么他都答应。有的叫他“县委”，说县委来了，快进屋，上炕坐。出门脑后也得长只眼，小心有“狗”盯着。有时有情况，半夜三更往山上跑。一次在小牡丹屯，突然来了一队伪军，那是个朝鲜屯子，周围一望无际的稻田，根本没法跑。党员姜信爱要他躺在炕上装病，告诉他朝鲜（族）人病了难受，不像汉族人那样“哎呀”、“哎哟”，而是“噢喉喉”。没想到伪军要在这家做饭，几十个人的饭菜折腾两个多小时，那炕烫得能烙饼了，这下子可是真的“噢喉喉”了，那汗出得快虚脱了。
“北方会议”那一套，李范五只赶上个尾巴，印象不深。让他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的，是所谓的“上层勾结”。
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经过一年来的抗日斗争，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展反右倾斗争，特别是反“上层勾结”，进行土地革命。一些地区重又出现抢粮分谷吃大户，有钱大户恐慌起来，有的干脆寻求日伪保护。一些山林队首领也疑虑重重，与游击队关系紧张起来，好不容易开始的统一战线又面临危机。
伪满正式颁布保甲法，是1933年12月。而像宁安这种“匪患”严重地区，则已实行大半年了。所谓保甲，就是把一个县分成多少个保（一般为20个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过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户左右），设保长、甲长、牌长，一人通匪，全家连坐，一家通匪，邻里株连。另外，保还编制几十人的自卫团，由县里发给武装。这对反日活动自然威胁很大。李范五到宁安后，主要精力就用在对付保甲上，把保甲长变成“外白内红”式的人物。像东京城22个甲长，有19个被争取过来，有的还入了党。
4月初，宁安县来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纪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称“小赵”。听了李范五的汇报，认为宁安县委过分地估计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执行了一条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队中党员太少，地方党员中地主、富农太多。
小赵说：你们这是把统一战线曲解为“上层勾结”。
李范五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应是抽象的。可一联系实际，就觉得自己“勾结”的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特别是小赵提出开除泡子沿伪甲长邓吉祥的哥哥邓吉生的党籍时，分歧就更严重了。
邓吉生和李范五是哈尔滨一中的同学，1929年参加反日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本科经济系，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家。这样一个人，本来可以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业，他说俺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范五在北平读书时，两个人常来常往，知根知底。到宁安后，邓吉生来找他，县委机关还曾设在邓家。邓吉生没少给山里游击队买粮买药，赶着马车、爬犁送去。他在伪县政府、警察署有亲戚、同学，很多情报都是他搞出来的。邓家是泡子沿大粮户，还开油房，他的弟弟当伪甲长也不假，可人家心里是向着咱们的呀？不然，别说他李范五了，连邓吉生是不是也早让日本人抓走了？把这样的人开除党籍，损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党员和群众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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