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一次反“讨伐”后，游击队在汪清河冰面上发现两颗炮弹，下面压封短信：“共产驻军，我们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300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处是12个日本士兵的名字。
因为我们（×村）和城市交通极端困难的关系，你们寄来的信（信字第四号止）和文件，到现在才接到。荣同志（童长荣——笔者）也从数次濒死绝望的病况中多幸痊愈了。惟行动还困难，恢复健康照常工作，还要一个月休养罢！上一次给你们的信，是荣同志在病况恶化时亲自写的。主要目的，要请省委来人（万一荣同志死去，能维持东满工作）。因此也没有作工作报告。当时他也写不出工作报告。韩国同志又不能写中文。
这是1932年11月2日，《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的一段——这不就是遗书吗？
童长荣患的是肺病。冬天屋里暖和，出得门去，空气干冷得滴水成冰，立刻咳嗽不止。冬天又是敌人重要的“讨伐”季节，特委机关这儿一天，那儿一宿，到处钻山沟、打游击，就咳血了。
朝鲜（族）同志汉话说得流利的不多，能驾驭汉字的就更少得可怜了，写文件、报告，几乎全靠他一支笔。有点儿空闲，就在煤油灯下疾书，吐痰是黑的，咳血是红的。忽然有一天，手脚麻木，拿不住笔了。他以为是累的，站起来想活动活动身子骨，人却摔倒了。找个医生一看，竟然中风，半身不遂。
大冷的天，别人没觉得怎么的，童长荣瑟瑟发抖。大家也没觉得奇怪，南方人嘛，不抗冻。谁知一会儿又大汗淋漓起来，这不是打摆子吗？可这病，在东北通常都是夏天才得的呀？
一次，在延吉县朝阳川开会，赤卫队报告日本子来了。县委的同志拉着童长荣往山上跑，他说别管我，快组织群众转移。群众都上山了，他和县委的老王刚出村子，就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头上、身边嗖嗖飞过，噗噗钻进脚前脚后的雪地里。童长荣病弱的身子跑不快，老王就拉着他跑。跑进一条山沟，童长荣被打倒了，老王背起他跑。童长荣大喊：放下，放下，别管我！老王哪里肯听，跑过一座山包，老王把胳膊负伤的童长荣埋在雪窝子里，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在身后背着，像背着个人似的，好歹把敌人引开了。
负伤后失血过多，加上不断咳血，童长荣的脸色越发苍白了。
一个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搞来两瓶鱼肝油，让他补养身子，他送给了伤员。他说：我要是吃了，他还会去冒险。
一个童长荣，一个后面将要写到的魏拯民，浑身是病。在东北这种环境里，他们实际上是挺熬不过几个冬天的。而随着条件的日趋恶化，就是那些健壮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又有多少熬撑到了最后？
一个二十四岁、生命之火本该像朝阳旭日般光华灿烂的特委书记，在用那只勉强能够拿起笔的手，写着请省委派人来接续自己未竟的事业的文字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又是一种怎样的布尔什维克节操、情怀？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伪对东满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讨伐”。童长荣拖着骨瘦如柴的久病之躯，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在大小汪清的深山密林中与敌战斗、周旋。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在十里坪东南岔被敌包围。战斗中，童长荣身负重伤。一直在他身边照料生活的朝鲜族女队员崔今淑，将他背到一个山洞里，因流血太多，第二天牺牲。
这里还要续上不可忘却的一笔：为了不让敌人糟蹋特委书记的遗体，二十二岁的崔今淑守在洞口，直至打光子弹，壮烈牺牲。
他在东满工作达二年之久，同时也有些成绩的，如游击队的建立，打击了一些派争分子等等。在这次代表团去后，他起了很好的作用，反对派争斗争，现在是异常坚决的。他很有工作能力，在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强，而且于党极忠实，他具有一副敏锐的观察力量。
在我离开东满三四天后，他因审问民生团的问题，吐了几天的血（现在不知道好否，他有信给省委）。但是他是东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现在如果没有一个中坚同志是没有办法的。
以上摘自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作者为杨波。
写于1938年（无月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则说：
在烈士童长荣同志领导之下，开始了反民生团斗争。
在日寇占领下的东北，还要像国民党统治下的关内一样，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根子在博古、康生那儿，甚至可以追到共产国际去。反“民生团”斗争，直接的关系好像没有，可间接的呢？而对于这一切，毫无疑义，满洲省委都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东满作为推行这一切的典型（当时叫“模型”），当然有其特殊的复杂的背景，那作为东满特委书记、“东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能辞其咎吗？
其实，换了谁，这场灾难都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严重和可怕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在童长荣生前就已自上而下地纠正了，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杀害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反“民生团”呢？倘若九泉下有知，他会像后来已知的挺长的历史时期那样，对此不置一词，保持沉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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