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阀专制到极端民主化，这对应的两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王钧老人说，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到哪儿检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围有什么制高点，有敌情敌人会从哪儿来，应该怎样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可汤原游击队刚成立时，晚上不知道派岗哨，后来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选得不是地方。一群庄稼人，队长“半拉子”出身，握锄把子的手拿起枪，懂什么呀。第一次战斗后，有个战士说他的枪不好使，我问怎么了，他给我看手里的几个子弹壳，说枪响了，这子弹怎么还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为那弹壳也跟弹头一样，会从枪膛里发射出去的。
1934年夏，2军缴获第一门迫击炮。官兵围观，高兴得不得了，说再打据点不愁了，两炮就给它揭盖了。一个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说这就叫炮呀？一次追击敌人，他在草丛中绊了一跤，爬起来看，一截挺粗的铁筒子，半人多高，下边还有个锅样的铁家伙。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一会儿，踢两脚，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政治部除了主任、组织科长和一个团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员大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适宜，在政治部寄生着”。1934年9月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滞在小局部里面。可怜的除了宣传单以外就是睡觉，政治部几个同志眼就睡红了。”
共产党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称于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这副模样。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还要全国一盘棋，搞土地革命，把张学良、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生干”即硬干——笔者）。
县委本身对于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热烈的传达到支部去讨论研究，就是县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这类“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类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无论“北方会议”精神，还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开的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有人认为贫农是小资产阶级，人民政权中贫农太多是个问题。这种人喜欢引经据典，而且通常都能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几句依据，经常把一些工农分子“理论”得找不着北，又不能不让人佩服，觉得人家有“学问”。当然也有受窘的时候。比如讲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有人问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阶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说鬼子的枪炮谁造的？鬼子里工人、穷人也不少，怎么不去杀日本军阀、资本家，倒大老远跑中国来杀人放火？回答是上当受骗了，还没觉悟。但是咱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他们早晚会起来战斗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骗一人一时，还能千千万万的骗这么多年？这日本军阀和资本家也太厉害了，你再讲俺们也糊涂了，不讲倒多少还明白点儿。
这种人往往把“理论”和无条件的不妥协，视为革命者的唯一标志，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们中不乏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苦难和磨砺。
还有一种干部，更多的是凭经验、直觉，凭对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则行事。对于上级指示，对的执行，错的不理睬。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他们就干。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爷的那种“山里风味”。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也是“幼稚同志”，时不时地会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乃至受到处分。但他们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声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则。
支部横的关系，一人知道十几个支部，支部几十个人天天开会等等，都是地下党所不允许的。到日本统治区域做工的同志，应当教育他最起码的秘密工作常识，带手枪，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长及工头，开口闭口共产党，这种行为对于党是极有害的，客观上等于公开告密。
县委丝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游击区的一个小孩都知道谁是县委和住处在哪里。
比之1军士兵编号，以数字代姓名，这种“等于公开告密”的地方党，实在难以理喻。可东北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就是这样子。结果，敌人来了，根据地被破坏，即便党组织未被破坏，也没法活动了。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从红军到人民革命军到抗联，共产党的队伍与山林队的区别之一是唱歌。环境允许，队伍走到哪里都唱，一听到歌声，老百姓就知道抗联来了。
战场上也唱。
南满最先领教这歌声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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