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的有关报告中，忽而被称做“小赵”、忽而又成了“老赵”的赵尚志，在部署、指挥作战时，就不能不顾及到抢劫和临阵脱逃这类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也就不能不三令五申、痛斥疾呼。
从巴彦游击队到“朝阳队”，再到哈东支队、抗联3军，赵尚志对于这些有着五花八门字号的义勇军的理解，特别是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一些山林队，可谓入木三分。“义勇军如何不好，总比日本好一些。”“在各个地带保留着小的反日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整个反日联合战线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应当经常帮助他们发展，领导他们活动，经常注意取得联合队伍的信仰。要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各部队以实际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干部的派遣，要在反日义勇军中培养优秀领袖，成为非常干部。只要他在目前阶段能忠实于抗日救国，不必要一定信共产主义，一样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起很大作用。”这是1936年（月日不详）3军司令部给4师指示信中的文字。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是联合的基础，而3军在人力物力上也曾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有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有便宜可占，还因为你兵强马壮，怕你吃掉他。胡子本性，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打胜不打败。你对伪军喊“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这些人的枪和命都是自己的，甚至打一枪都心疼弹药，那不就是打钱吗？更不用说打败了，连命都可能搭上了，早跑了，你就给他挡枪子吧。
1936年成立的由赵尚志任校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草拟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其详细、具体在抗联中难出其右，就不难明了这位黄埔4期生要建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联军。
但是，无论怎样心焦，赵尚志并未急着吃热豆腐。不准赌博，不准喝酒，不准抽大烟，少年队员不准抽烟等，从珠河游击队到3军，此类“不准”用当年的人的话讲，“老鼻子了”，当然都是针对党的基本队伍的。前面写到1军1师攻打碱厂镇时，有个小战士抢了一个老太太的金镏子，发现后将其杀掉。后面还将写到3路军一个战士偷双鞋，也被处死。而对于统战性质的队伍，既无上述“不准”，违纪处罚也不会如此严厉，否则就难有联军了。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没有底线。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与义勇军联合的四个条件，各军大同小异，抢劫就违犯了第二条。至于临阵脱逃，那是在胡子队里也要受到惩罚的。
“四海队”临阵脱逃，还抢劫、“赶边猪”、“绑花票”（绑女人做肉票——这在胡子中都是不齿的），数罪并罚，执法处准备将“四海”处死，就有许多队头为之求情。兔死狐悲呀。“朱万金队”首领朱万金，也出面希望免死。此人原是延寿县伪警察大队的，反正后家人被抓被害，反日比较坚决，和游击队关系也挺好。或许是他的面子，或许也是法难责众，死罪免了，打100军棍。
三岔河之战，黄炮率队抢先逃跑，战后成立哈东支队，仍被任命为第2总队长。乾松顶子之战，见日伪军人多势众，又是重机枪、迫击炮的，再次逃跑，“铁军队”也跟着撒了丫子。黄炮认为赵尚志这回饶不了他，赵尚志却两次派人做工作，希望他继续抗日。这小子满口答应，暗地里勾结日寇，突然在黑龙宫游击区烧杀抢掠，终于定格为一个叛徒、汉奸。
而对于于海云来说，在哈东支队这杆大旗下，敌人“讨伐”大家打，自然也不会有人算计吃掉他了，只是这只老狐狸一刻也没安生。游击队光反日不发财，“九江”是又反日又发财，这话是颇能诱惑一些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后被称为“文明胡子”，许多人来投，发现总打仗，个人什么捞不着，规矩太多也受不了，一些人就走了，去找又反日又发财的了。而当包括“九江队”的一些队伍屡屡违纪，并将受到处罚时，就是一种明显的蛊惑、煽动，甚至挑衅了。有的就说不跟着赵尚志受穷了，投奔“九江队”，寻求庇护。
1934年9月黄炮叛变时，赵尚志率1总队在宾西活动，于海云趁机在宾南游击区动手了。哈东支队已将这一带各色大小武装收编，于海云再来一轮收编，当然是收至自己旗下，并分别给其划分势力范围，那腰包自然也鼓涨起来。又借口游击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粮食来源地，又有“根据地”、“老地盘”之意），公然伏击哈东支队执法队，并与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
赵尚志忍无可忍，下令把“九江队”的家属扣起来，在乌拉草沟将“九江队”及其附庸击溃。于海云也不含糊，溃退中将哈东支队留守处19人掳走。彼此手中都有人质，又是朱万金出面调解，各自放人，双方讲和——那还能和得起来吗？
从小小的珠河游击队到强大的3军，哈东、北满的抗日局面是打出来的，与义勇军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连赵尚志1935年1月12日恢复的党籍，也是打出来的。
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在胜利中打出来的。你不打胜仗，打得兵强马壮，打出威风，站住脚都难，谁还朝你身边凑合？
只是对于海云这种角色，如果换了一个人，忍无可忍也能继续忍着，待心平气和下来再取对策、动作，效果应该好得多，起码不会是这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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