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散文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是题材，“散文”是体式。我很欣赏谢轶群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叙事性的历史散文可看做‘写往事的报告文学’。”既是写历史往事，就要求史料准确可靠，能给人以历史知识；既是报告文学，就要求手法精到、文采斐然，给人以审美享受。正是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使作者在探究认知历史的同时，又把历史做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借助其深厚的文字功夫，努力做到文史交融，于是笔下知性与感性兼备，冷峻与浓烈并呈，处处流芳溢美。
我无意过高评价这部著作。书中依据的史料丰富庞杂，在真正的史家看来，其中错谬和疏漏肯定不止一处两处；尽管作者试图引入近年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但一些篇目中对传统的史观还是有点过于依从；而且由于作者兴趣范围等原因，民国史上不少重要内容未曾涉笔。这些都有待于作者下一步的耕耘了。
行文至此，不再占用读者更多时间，下面就请诸位进入精彩纷呈的正文。
2007年10月于深圳
●在黎明前被剖挖心脏炒食:徐锡麟悲歌
一
这一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今绍兴）青年。
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可由官方予以合法化、制度化，明码标价出售的，可能只有这个大清了。
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格：京官里郎中两千零七十三两，主事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地方官里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同知一千四百七十四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
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
清朝廷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
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蓄志革命、力图推翻清廷者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徐锡麟这个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
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二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十二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
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因为磨破的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
这个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
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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