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这是一篇根本不达到林纾实际水平的即兴之作，狂怒下露骨的仇恨和诅咒，反而让自己落在了下风。该文发布后正中新派人物下怀，胡适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
林纾和新文化阵营作战的另一篇小说为《妖梦》，写一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即思念东汉经学家郑玄康成之意)，梦见一个大胡子的人邀他游阴曹地府，“并告诉阴曹大有异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城市，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前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其人进入学堂，看见门头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
今天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当时引起轰动的文化旧事。看得出，林纾的确是被气疯了，笔下文字除了泄愤毫无可观。他竭力维护的是“伦常”，如果像开始一样，举例说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也从未在洋书中看见有哪个外国人反对仁义礼智信，就会让以西方文化为资源的新派人物不好辩驳；像如今这样恶毒咒骂，反而苍白无力，只让自己出了洋相。
这两篇小说是林纾通过当时的北大学生、自己早年在五城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张厚载在上海发表的。因攻击、丑化的是北大校长、教务长和教授，发表后在北大立即激起公愤。张厚载距毕业只有几个月，但舆论哗然中，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北大这个举动不够大气，文化论争不应有现实中的借权力报复；何况林纾被拖入论战，本就是北大中人蓄意而为。林纾开展人身攻击和侮辱，也不应将为其送稿发表的一个学生处理得这么重。可见，代表了时代文化潮流的新派阵营，在现实中同样轻车熟路地走了传统权势争斗途径。
林纾大大连累了学生，十分愧疚；又觉得辱骂也不是君子之道，平静下来后，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向蔡元培等人道歉。
六十八岁的文化名宿在报上公开致歉，这也反映了林纾明是非、重公理的品德。
四
不长时间内，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极大进展，白话文获得了正宗地位。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新文学理论展示了白话文学的前景，鲁迅等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
林纾惨败了，“顽固守旧派”成了他的脸谱，“反对白话文”成了文化史上的笑谈。那个激进时代没有时间去探究林纾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要的就是变革，反对变革的，甚至倾向温和改良的，都会被胜利者称为“小丑”。
林纾被称为“小丑”，已令我们感到不忍。他学问精深，思想不算很守旧，私人品德也极好（这不也是旧文化培养的吗？），他成了“守旧派代表”，至少有一半是新文化阵营谋略成功的结果。
尤其不公的是：林纾其实并不反对白话文！
他不但不反对白话文，还是最早用白话写作的人之一！
1897年，林纾诗集《闽中新乐府》出版，书中收有童谣体白话诗三十二首，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的胡适《尝试集》早了二十三年，是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白话诗！
最早写白话诗的人被激进时代塑造成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小丑”，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派人物的分歧，其实不在于要文言还是要白话，而是在要白话的同时还要不要文言——他愿意要白话，可新文化阵营却坚决不要文言。
林纾实在想不通，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在新派人物把文言文讨伐得体无完肤的咄咄逼人姿态前，林纾愤怒了，他本能地捍卫起自己钻研一生、从中得到无尽滋养和享受的文言文。同时，他不是普通的受过传统濡染的文人，他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大家，古文造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对古文的全面否定就是对他整个生命价值的全面否定，从个人自尊和安身立命的根基来说，他也容不得文言被弃之如敝履！
说到底，不反对白话文、并身体力行写过白话诗的林纾挺身而出做了传统文化的代表，站到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其实就是被新派人物激进的态度逼到对立面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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