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层血缘关系，作为孩子的姑姑，王氏必然不会反对，这毕竟流着他们王家的血，也算是自家人，养起来也放心！
再说，当时也流行过继，如果一对夫妇没有孩子，可以从亲属那里过继过来一个儿子，以备将来养老送终。
王氏不反对，秦桧也没得说了，秦熺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秦桧的儿子。
有了秦桧这么个宰相父亲，秦熺的事业还愁没有发展吗？
绍兴十二年（1142年）四月，秦熺参加科举考试，考了个第一，被赐进士。
父亲是当朝宰相，儿子考试考了第一，怎么说，也觉得有问题。即使秦熺是真才实学，考第一确实是他凭真本事考的，但是即使怎样争辩，也没有人相信。
在类似这样的事上，国人向来不缺乏怀疑精神！
秦桧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知道群众舆论，为了避嫌，他就把第一的位置换成了陈诚之，让秦熺在他后面。
不管怎样，中了进士，后面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秦熺先被安排担任行秘书郎、秘书少监，专门从事编撰修订史书的事务。
为什么秦桧要给秦熺安排个这样的工作呢？
当时没有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介，后代人了解现代人的方法就是靠读史书，谁掌握了修撰史书的权力，谁就掌握了舆论主导权，谁就可以把自己粉饰成一代圣贤。
秦桧替高宗做了那么多忤逆良心道德的事情，这些事情一旦载入史册，那他在后代人心中将会身败名裂。
尽管他知道民意是无法改变的，但他不甘心，他要尽最大努力抹去自己的污点。
这么艰巨的任务，他只能交给秦熺了。自己的儿子，尽管不是亲生，但并不影响秦熺的立场，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一切都是秦桧给的，自己的未来全都掌握在秦桧手上。
一定要把父亲写成最好的。
正史拿下了，野史怎么办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即使再难防也要防啊。秦桧就给高宗上奏，列举野史混淆视听、扰乱民心、蒙蔽后人的种种罪状，请求下令禁止野史。
高宗也意识了野史的问题，我跟金人议和，杀了岳飞，民间议论纷纷，这要是都写到野史里面，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不行，这野史必须得禁止。
秦桧如愿以偿了！
再说这秦熺虽不是秦桧亲生，但在秦桧言传身教下，深谙仕途之道。在韦太后返回大宋之时，秦熺抓住这个机会，大书特书，称颂秦桧的功德，把徽宗梓宫和韦太后的归来归功于秦桧主张议和上来；要没有秦桧力排众议，坚决执行高宗的议和决定，怎么会有皇太后的归来，怎么能使她安享晚年，怎么能让高宗履行孝道。
秦桧之功德，如珠穆朗玛峰之高，如宇宙之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对父子，一唱一和，算是当时朝堂上的一大景观。
有了秦熺的首唱，跟着吹捧的也不少。台州太守曾惇，喜欢写诗，算半个诗人，他写什么样的诗呢？写的都是歌功颂德的肉麻诗。为了巴结秦桧，他在《书事十绝句》这首诗中，对秦桧大加赞美：“吾君见事若神通，兵权收还号令新。裴度之今真圣相，勒碑十丈可无人。”称秦桧为“圣相”，帽子很高！
够肉麻了吧。
当然还有比曾惇更肉麻的，不少给秦桧献诗投文的人，都认为皋、夔、稷、契不如秦桧，张口闭口必成秦桧为“元圣”。
阿谀奉承之风愈刮愈烈。
秦桧表面不说，心里挺得意，毕竟这好话，谁都爱听！
为了掌控舆论，秦桧举荐秦熺修撰《建炎以来日历》，这部史书由秦桧亲自把关，把里面涉及秦桧的内容都进行了精心删改，好的夸大几倍，不好的，干脆删掉！
要想讨得皇帝欢心，还要把涉及高宗的内容，也得反复推敲润色，尽量多写些溢美之词。经过秦桧父子的一番修撰， 到了绍兴十三年二月，秦熺修撰成《建炎以来日历》，呈交给高宗，高宗看了很高兴，二话没说，就擢升他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提举秘书省，没多久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升得好快啊！
第46章 粉饰太平
没有了战争，没有了岳飞，没有了内忧外患，大宋迈入了和平年代。
高宗、秦桧这对组合，在成功与金议和、上收兵权、除掉岳飞等一系列大是大非上配合得相当默契，一个在后运筹帷幄，一个在前冲锋陷阵。
障碍被一个个清除，隐患被一个个排出。一切归于平静了。
该集中精力治理一下国家了。励精图治、富国强民的时候到了！
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怎样来收拾这个破败的局面呢？人民需要高宗给出答案，高宗需要秦桧给出答案。
秦桧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应该下力气推行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政策呢？是不是该着手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外贸交流，使国家逐渐走向中兴的道路呢？
想法是好的，但秦桧办不到！
他不是诸葛亮，不是房玄龄，不是王安石，他是秦桧，一个靠投机、靠权术、靠阴谋走上神坛的政客。
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秦桧，只是一个老道的政客，而不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在治国理政上，政客讲的是形式，而政治家讲的是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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