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环境看，局势总体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经济趋向繁荣。可以说在秦桧两次为相的十九年中，有五年是处在战乱时期，有十四年是处在和平时期。战乱时期不说，就说这和平时期，秦桧在铲除异己、禁止野史、粉饰太平、提携子孙上很有一番作为，换句话说是“硕果累累”，但在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上没见到有什么作为，业绩平平。那有人要问了，你说秦桧没有作为，那为什么大宋会有“局势总体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经济趋向繁荣”的复兴之象啊？推动大宋复兴不是秦桧，也不是高宗，而是人民，是饱受战乱之痛的人民。他们渴望稳定，渴望生产，渴望繁荣，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大宋才有了复兴之象。这就好比一个弹簧，当我们用外力将它压缩到最小程度，一旦我们把外力撤回，不用去拉弹簧，它自己就会反弹回原来的状态。物理学，叫这是惯性，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没有永远的衰败，也没有永远的繁荣，只有这两个对立统一的概念交替存在，才符合唯物主义思想。所以，我们在探讨大宋从衰败走向复兴时，高宗和秦桧起的不是主导作用，而是辅助作用，真正的主导者是大宋的人民。
秦桧死了，很多受他排挤，被他贬逐的人迅速强势反弹，憋在肚里的火终于可以肆意燃烧了，压在心底的怨气终于可以自由发泄了。
秦桧是奸细，秦桧是卖国贼，秦桧是奸臣……一时间，骂声四起，万箭齐发，把秦桧批得一无是处。
然而，此时的秦桧只是一抔土下无知无觉的尸骸而已，他真正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由“秦桧”两个字组成的符号而已，然而就是这个符号，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默默地承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诛笔伐，直到今天，还未停息。
历史，只不过是人们情绪化的产物，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历史。任何人和事被贴上历史的标签，就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真相。
秦桧死了，作为高宗的心腹、挡箭牌、替罪羊、拐杖的他，高宗该给他怎么样一个评价呢？让我们看看高宗的表现：
第一，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针对一些主战派提出废弃议和，惩治秦桧的言论，高宗及时给予了回应，他说：“议和的事情是出自朕的心愿和志向，作为臣子的秦桧，只能支持朕的主张，怎能因为他死了，就背弃与金签订的盟约呢？近一段时间以来，有无知之人，用虚假的造谣生事，挑拨鼓动，迷惑民众，甚至有人胆敢假托朕的旨意大肆召用旧臣，违抗朕的命令，妄加议论议和的事情，朕感到很震惊。今后如果再有这类事情发生的话，一定要严加惩处。”高宗说这些话，看似在肯定秦桧，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议和，他担心的不是秦桧受到攻讦，而是怕议和被废，惹恼金人，自己过不上太平日子。说到底，高宗还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非力保秦桧。
第二，在秦桧死后，高宗重新起用了被秦桧贬逐的异己分子，胡铨、张浚、李光、万俟卨等人又被授予官职，特别是万俟卨还当上了宰相，这可是秦桧做鬼都没有想到的。高宗这么做，大有拨乱反正的意味，但让人费解的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年秦桧打击报复这些人的时候，高宗又在哪里呢？现有现交，这是高宗用人惯用伎俩。
第三，在秦桧活着的时候，台谏一直由他掌控。秦桧死后，高宗立即下诏说：“台谏是国家的法纪监督部门，一直以来，没有任用合适的人才，台谏官们与大臣结党营私，帮助大臣实现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是没有尽到舆论监督的职责。朕今天亲自任用正直之人，来革除旧的弊端。”很明显，高宗这段话是针对秦桧说的，他在批驳台谏的同时，来表达对秦桧的不满。高宗此举让人糊涂，既然你早就知道台谏的弊端，为什么早不做革新的打算呢？以前的高宗，是借秦桧的手杀人；现在的高宗，是借别人的手，杀秦桧，可惜秦桧已死，他杀的只能是一个符号。
第四，高宗装出一个弱者形象，来博得同情。秦桧死了之后，他对杨郡王说:“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这话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夸张。大宋朝的宰相，还没有哪个嚣张到让皇帝都提心吊胆的地步。文官制度，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官员造反几率大大降低，一群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呆子，能有多大胆量呢？高宗这么说秦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迎合外面倒秦的舆论，向大家表明，我赵构也是受害者之一，骗取舆论同情。
从高宗在秦桧死后的种种反常表现可以看出，秦桧死后，他将被他忠于的大宋皇帝推向一个卑劣的境地。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能把权谋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不是秦桧这样的臣子，而是高宗这样的皇帝。
秦桧的名声会很臭。
果不其然，1162年，宋高宗把皇位传给宋孝宗赵瑗，自己学着徽宗那样，做起了无忧无虑的太上皇。
孝宗即位后，一改高宗委曲求全的主张，立志要匡复中原，收复被金人占去的山河。
主战派开始占据上风，议和派逐渐失势。
为了表达自己武力抗金的决心，宋孝宗给岳飞平了反，赐他谥号“武穆”，追封他为鄂国公。
为了表达自己对议和的痛恨，宋孝宗把当年的议和功臣秦桧的王爵给夺了，赐他谥号“谬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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