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孽缘」，并非说他们夫妇之间有什么不对，其实他们一直都情好甚笃，尤其是汪之对
陈，大有感恩知己的意思；因为汪当初致力革命，陈则出钱出力，冒险犯难，从中襄助者颇
多，不无微功足录。可是到后来陈的凶横霸道，贪婪成性，而且心怀嫉妒，睚眦必报，却坏
了他好多大事。陈璧君不但挟汪以自重，且以革命元老自居；她不但对汪的部属与亲友都一
例视之为「家臣」，而颐指气使；而且妒忌所有的革命先进，更瞧不起一般后起的党国贞干
人物。由于权力欲的作崇，她和汪氏一样，甚至我们伟大的领袖蒋公也深怀成见，总变为他
是后来居上，而怨怼不平。她这种鼠肚鸡肠、妄自尊大的恶劣态度，早就是出了名的。再加
汪本人也久矣乎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地位，心存觖望，因而对她表现了极度的荏弱和曲意包容。
这更使她肆无忌惮，率性而为，索兴就「牝鸡司晨」起来。于是事无大小也不分公私，样样
都要横插一手，甚或越俎代庖。另方面又不断地在汪的耳边搬弄是非，搧风点火，小而杯葛
她所不喜的人，大则与政府当局唱反调；就这样，她处处掣肘也左右了汪的意志和行动，致
使内外离心，人人侧目，卒陷汪于「三不明」的境地。「三不明」者：一是无自知之明；二
是无知人之明；三是见事不明。对汪来说，这真是一场大悲剧，本来以汪的才华与过去的革
命历史，在党国所居的崇高地位，颇为国人所景仰；可惜他被陈璧君所拨弄，到晚年却蔽目
失聪，变成了一个胡涂人。他只知道争夺权力，制造派系，自立门户；只知道斤斤于个人恩
怨，而感情用事，不再计虑后果。说起来，固可以委诸于客观因素所促致，但也充份暴露了
他的意志薄弱和矛盾性格的最大弱点。
现在接下来再说陈璧君。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也就是抗战进入第二年的冬天，汪
背叛国家，离渝出走，并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军阀所提出亡我国族的「和平
三原」；以至二十九年三月到日军占领下的南就组织傀儡政权，实行与日本合作，以与我政
府及全国军民相对抗。这中间事前事后，由头到尾，陈璧君都参与策画，并且加紧鼓动，有
些事情甚且是不为汪所知晓的。也可以说，她才是这场傀儡戏的实际「提线人」。据南京伪
组织第二号汉奸头子陈公博于民国三十年三月间在香港亲口告诉他的朋友说：「汪先生并不
热心组府，最热心的是陈璧君。」他又说：「我本不愿意参加汪先生的政府，是陈璧君用美人
计才把我拖了去的。」陈公博之好色，是素为陈璧君所深恶痛绝的，可是现在为了拖他下水，
不惜一反常态，出此下流手段诱之上钩，则其它许多人事上的拉拢与安排，就更难想象了。
至于汪在脱离重庆到达河内发表「艳电」之初，因为民心愤激，举国上下交相指斥，各方面
的反应都对他极为不利，难免人天交战，自悔冒失。同时他先在昆明顺说云龙不成，碰了一
个大钉子；接着就是日本内阁改组，顿时又把他冷置下来；一方面我中央当虽然有鉴于他的
叛迹已露，但仍迭派大员劝他早日出国到欧洲去。这个时期，他的确是内心烦苦，进退失据。
可是他原本就是一个耳朵软骨头酥的人，经不起陈璧君一力撺掇，硬是把他架上老虎背，弄
得欲罢不能。且自「艳电」发表之后，举国沸腾，群相指斥，他自审已无回头的余地，终于
自绝于党国，走上了极端。
总的来说，汪之晚节不保，在国家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竟尔向日本军阀屈膝
求和，甘作傀儡，效刘豫、张邦昌之所为，宜乎为国人所共弃，「身死为天下所僇笑」。这样
可悲的结局，在汪固是罪有应得，但追源祸始，却有十之六七是坏在陈璧君这个妇人之手。
汪如九原有知，必然悔不当初了。
或者说，陈璧君也算是老革命了，何以会如此的丧心病狂呢？很简单，她不像汪多多少
少还基于一点政治上的理由；她的动机和目的实不出以下两点：其一是权利的发泄。人所共
知，汪、陈都是热中权位而又非常自恃的人，认为自民国建国将三十年，如以汪的学识、历
史与资望论，则领导党，领导国家者，舍我其谁？可是他在这两个方面却都屈居人下，既无
兵又无权，空负清名而己，因而多年积郁，心殊不甘。她却不知道汪本就欠缺做领袖的才能，
且自建国以来，翻云覆雨，朝秦暮楚，实无福国利民的功绩可言。她只是热切地巴望着汪能
掌权，她自己也要掌权。现在既有了自组「和平政府」的机会，可以扬眉吐气，夙愿得偿，
焉有不拼命经营，及早促成之理，至于是「真」是「伪」或被斥之为汉奸，那是别人的看法，
「存在就是真理」，笑骂由它笑骂，至少先过过「第一夫人」和「地下主席」的瘾，风光一
番也是好的，其它都不值得计较了。其二是侥幸心的驱使。汪、陈都是同样的失败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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