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
陶大使表示，为以此次之谈话，有希望。返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
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后发展如何，
尚不可知。
此外还有证据没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质尚未过去，为国家利害计，有严守秘密之必
要。而德大使调停之事，则已成过去，故不妨举出来作一个例。于此，便会发生以下三个疑
问：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
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
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
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
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幭不足，还要夺
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复。但对于和战大计，却不能不再为国民一言。
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
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对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
条件而妨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却此尚
不算亡国条件」，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
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
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如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口
中国是求国家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绝对
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有人说：「如果主和，共产党立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
主和也捣乱。共产党的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
有较好，没有较坏。
有人说道：「国际并不盼望我们和」。我以为和与战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应该由我们自
己决定，立于主动的地位，运用外交以求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决不应该俯仰随人。何况现时
除第三国际外，并没有其它国家反对我们和。
如上所述，已经明了。还有郑重声明的，甲午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庚子战败之后，
有屈辱的讲和，这是说起来就难过的，我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
屈辱的讲和，直到大战，然后吐气。大战之后，德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今日而后吐气，这
是说起来就得意的，我也不愿意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因为这样的循环报复，无有已时，决
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
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长治久安之
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种看法，两国人都有怀疑的；然而也都有确信的，
尤其二十个月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归于
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约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
于一时之祸福毁巷而徘徊瞻顾，不敢毅然有所取舍吗？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
干去！和平建国之第一做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已将自己的血，照耀看我们这共同生存共
同发达之大路而前进！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当二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国。
我托他转数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
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只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
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
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
局面便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所
可惜者，曾仲鸣先生比我年青，即贺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
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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