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主管人事部门对他们太陌生了。不错，齐、张二人除任职于「华北忠义救国军」一个短
时期外，迄未正式参加本局内外勤各站组工作，而忠救军虽与本局有关，但毕竟它的组织另
有体系，所以在本局的人事卡上，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至于调他们回后方去，可能是个项
目，因而查不出有关他们二人的人事资料，无法在我的电报上签注意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只怪我不够老到，如在电文中再说得详细一点，就不会有这些枝节了。
这时候，我也想过，万一不准，我非力争不可！
复电去后，又过了好几天，戴先生的批示来了，内容是：「均准予所请」。其中包括：一、
王一新同志另调工作；二、准以齐庆斌继任该区书记；三、张作兴同志由该区自行分配工作。
我对于王一新兄的另调工作，虽有些怅然，但并无歉意，实际上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此
一措置，无可否认的是我存有私心，不过，究全是为了便利于工作的推展；绝不是想造反。
其实，选择一个得力助手，乃小事一端，算不了什么不提也罢。一新兄去后，他又做了些什
么，多年未有所闻，据知，胜利之后，曾一度跟随戴先生到过上海，大陆撤退，他并没有回
来台湾，此后，就不知所终了。
齐、张与我在上海患难相共者，前后六年多，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分手，其间有很多故事
可记。提起我们三个人的历史渊源，实在太深远了，眞是说来话长。在第一部「北国锄奸」
第六章中，曾简单的写过一些，自今而后，我可以毫无避讳的说，等于是我们三个人共同主
持「上海区」的工作，所以再补写几段我们的过去。
张作兴，早年原是京汉铁路长辛店厂火车头上的加煤工人，凭个人进修，靠一点人事关
系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入伍。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的同时，笔者
以低于规定年龄两岁，由北平清明中学保送，赴广东编入军校第四期第一团第十连为入伍生。
入伍期间，我们虽在同一个操场上跑步、同一排草棚底下睡眠、同一个祠堂里驻防、同一垜
城墙上放哨，可是彼此并不相识。驻扎在惠阳县的几个月中，晚间，没有勤务，管理上也松
懈了些，因为有些个都是北方人的关系，于是三个一羣、五个一伙的就聚在一起胡扯，扯来
扯去，还不是那两件事。聊得兴起，偶而也弄个狗来解馋，水壶做酒壶，凑几个钱打点酒来
喝喝。这一伙人里有他也有我，我们这才有了交往。
入伍期满，须经过考试，才能升入本校，张和我都留了级。数月后，他编为政治科，我
编为步兵科，故列入第五期，可是却没有接触的机会。
我们再度会晤，是十八年春天在北平他的姐丈王家。他在河北省党部上班，我住在亲戚
家养病，一无收入，他曾不断的接济我。有一次，他请我吃便饭，与之同来的还有个又高又
瘦的长条子，介绍后，初次得识齐庆斌。这次小聚，予我印象较深的，不仅多交了个朋友，
同时也吃了一顿最便宜的饭。我们三个人吃的是粮食店街上的一家内有雅座的山西馆，带浇
头（小块红烧肉连汁）的刀削面，碗虽小，每碗只消三分三，饭量不大的，三碗也够饱的了，
算下来还不到一毛钱，每个人再添点别的东西，总共花了五毛正，眞是便宜得令人难忘。
齐庆斌，军校六期政治科，是作兴兄的同事，都在河北省党部做事，每月薪津不过四、
五十元，似乎不怎么得意。就是因为他们俩太清闲，所以我们时常在一起，正式建交也由此
开始。
齐、张二兄不忍见我长期游荡，乃替我找了一份工作，是去迁安县罗屯镇、从事民团的
教练官，每月薪资大洋二十元，管吃管住。去了之后，原来要我带队打土匪，旣然来了，不
能一听打仗就往回跑，也只好硬着头皮干一干再说。谁知道这一带的土匪好厉害，经常出没
于长城内外，地形熟，有经验，又骠悍，像我这种毛头小军官，那里是他们的对手，一次接
触，差点给他们逮去活剥皮。镇董们一看我很差劲，不想雇我了，干下去也乏味，就此打道
又回到北平。
我们三个人一合计，不如跑一趟南京另求发展为妙，于是摒当一切，乃结伴同行。到了
南京，齐、张考入中央军校宪警班深造，我被圈定进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受训。结业后，各
奔西东，到二十七年我们三人才重聚于沦陷后的北平。以后的事，第一部「北国锄奸」，已
有详记，不多最赘述。
庆斌兄接任「上海区」书记后，接来留在北平的家眷，另觅新址安顿。他住的地方也就
成为「上海区」的第三办公室。在业务分配上，庆斌兄的居所，作为我们的决策机关，最机
密最重要的事，都在这里处理，差不多我每天都去一次，地点是在公共租界西摩路。
海格路如旧，前书记走后，由原深兄主持。我和庆斌也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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