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上，时间与时序常有颠倒；日夜不分、四季不明，早已成为习惯，只有在工作上，可
又不容许发生毫厘之差。
现在，正是二十九年元月，有机会给我算一算，来到上海将近五个月了。自我检讨，幸
而「上海区」的组织能渐次恢复，一切运作已趋正常，很可以把以往这几个月经常应付「警
报」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开展工作的研议上。于是，和区书记齐庆斌兄作了一连串的长谈，
也就是接续着谈了好几次。我们有了结论，不过，这不能算是定案，还有待于上级的批准，
才能付诸实行。
前此，我们拟有「人事调整方案」，已经奉准，此刻正在执行中。后来我们发现，这个
方案太迁就现状，近乎改良，有欠澈底。虽可奏急效于一时，但无法完全适应于可见的环境
演变，由于外来的压力越来越沉重，所以我们本身非要稳固、坚强不可。「新案」的内容，
并不复杂，惟未必能获得上级的全部同意，因牵涉甚大也。其要点如下：
（一）将「上海区」所有暴露身份的工作同志，不分职别高低，全部调走，估计约有一
百二十余人。比执行中的前案，多出一倍以上。其精神所在，在于「一点漏洞不留」。
（二）预定他调的人，如果有很好的工作路线，则设法转移其联络关系，如不可能，宁
肯放弃。
（三）要求「上海区」的职权一元化，所指的是「会计」与「电信」两项。
会计部份是对上只有总收支，不记细帐，不留单据。作业程序，请授权区会计全责处理。
电信部份是人事和业务完全纳入区本部指挥之下。以上两点，不在集权，完全着重于安全。
（一）
（四）请派员补充实力，以训练班毕业之学员、天津「抗日杀奸团」团员，以及政治意
识高张之青年为理想对象，至是否与上海有地缘关系，不列为必要的条件。
为了易于获得上级的同意，在作法上我和庆斌兄也有商量，这一次与往常不同的，是不
准备拟成电文报上去，将趁着局本部在重庆加开「四一大会」的机会，就齐庆斌兄代表「上
海区」出席之便，由他带了去。这既可当面向戴先生作口头陈述，亦可对有关主管单位进行
协调，同时，遇有阻挠，还可以详加解释乃至据理力争。
这份文件，其中包括了人事、经费和电台等项目，写在纸上，带在身上，万一发生问题，
那怎么得了。为此，我们在技术上，作了一个最「拙笨」的处理，那就是一部份由庆斌兄记
心里，一部份密写后放在身边，另一部份用电信发重庆转交齐庆斌兄。
等他到了重庆之后，再综合起来写成书面报告，当面呈给戴先生裁决。这件事，除了区
书记和我，还动员了两任助理书记和区会计，办了一个多月才算告成。好在这段时间处于稳
定状态中，没有发生工作人员被捕等新事故，否则，一有变动，那又要加以增删了。
齐庆斌兄于三月间代表「上海区」去重庆参加「军统局」成立八周年「四一大会」，至
四月中旬返回上海。戴先生本人及局本部对「上海区」的新建议，原则同意，只有主管财务
的会计部门（其时不称「主计室」，记得是「会计室」）有意见；其一，费用太大，一时无法
支应，如分期汇拨，请再提每期最低数字。其二，花钱不能不记账，大笔支出，如房屋顶费
等，动辄数千，当然要取据，至如何保管这些单据，乃技术问题，盼研究出一个可行的结论。
以上两项意见，也就等于否定了我们的建议。关于「用钱不记账」的事，戴先生个人也不能
作此裁定，他只能叫我们研究出一套「记账不留痕迹」的方法。结果，人事大批调动的问题
解决了，一大箱、一大箱的账册单据，依然无法处理。关于这件事，笔者在本文中已经提过
三次了，以后还有得提，因为给于我们的教训太惨重了。
前文第三章中，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新一组」的内容，接下来再就「情一组」中值得一
记者加以记述。
「新编第一组」与「情报第一组」仍然是两个单位，「新一组」是我到职后新编的；「情
一组」则是以前原有的。自「情一组」组长朱啸谷同志，因敌伪缉捕甚急，已无法在上海活
动，调走之后，其组长一缺，尚无适当人选，乃权宜指定由「新一组」组长毕高奎同同志兼
任。毕组长才华出众，他把「情一组」的工作，也和「新一组」同样的表现得有声有色。
「情报第一组」也有「组书记」，系由张学礼同志担任。张同志毕业于临沣训练班，在
朱啸谷组长调职后，毕高奎组长兼代前，由他负责代理。张同志虽限于工作经验，尚无重大
作为，但忠诚可靠，头脑缜密，代理期间，克尽厥职。
「情一组」除搜集情报外，另一特定任务是将所有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两捕房中的工
作关系，统交由该组负责联系指导。
在公共租界捕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方面：较高级的有刘绍奎、刘俊卿、刘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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