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马一显身手的来意。
此际，因华北局势吃紧，没落中的故都北平，顿又成为军政重心，一时冠盖云集，热闹
非常。至于军政首要们会商的是什么，我们这微不足道的小单位可感应不到。
当戴先生抵达北平之次日，「天津站」的负责人郑士松（王天木）即奉召而来。据闻，
他与戴先生原是老朋友，在「特务处」和「第二处」尚未成立之前，戴先生工作于侍从室的
时侯，已经是特务工作的搭档了。其时间可回溯到民国十七年。此刻，既然有了固定的工作
岗位，那更要通力合作，干上一番了。
戴先生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伸展到社会各阶层。至于内容如何，除了有我
参与的事情之外，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们有一项不成文法的原则是：不需要知道的，不
必多闻多间。可是，人终归是人，除去求知欲与好奇心，还是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免不
了侧耳一听、瞩目一望。
其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是戴雨农先生和「四公子」之一的吴泰勋「建交」经过：
吴泰勋，字幼权，人称「五爷」而不名，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兴权）的儿子。吴俊
升就是「皇姑屯阴谋炸车案」中，被日本野心军人「谋杀」，与张作霖同时遇难的主角之一。
这位「吴五爷」，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惟独在为人处世这方面，却
称得上「慷慨好义」这四个大字，他虽然继承了他们老太爷留下的偌大家财，可绝不是为富
不仁的那种人。
传说，他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都数不上来。由于戴先生和他交往日久，我和
吴幼权也混熟了。有一天，喝了两杯酒，乘兴开玩笑似的问过他，我说：「你们家里有那么
多的钱，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他懂得我话中的含意，他不以为忤的告诉我说：「我爸爸
没有刮地皮！从前，黑龙江乡下人都把吃不完的黄豆当柴火烧，并不觉得蹧蹋得可惜，后来
经人指点，才晓得可以卖给外国人换大钱。我们从乡下人手里收购多余黄豆，再转手卖出去，
钱就是这么积攒下来的。」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不敢妄断，只好听之。也许这位贵
公子天真，在他的心目中就以为真是这样的。
吴幼权始终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内部的人事记录中，也没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
据我所知，他对于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着实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除了人力之外，还包括
资助在内。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在北平、上海、香港各地，
他都和戴先生经常保持密切的往还。
戴先生对于这位贵公子，相当礼遇，很有意提携他创炼创炼，以期干一番事业。所以在
抗战期间，曾计划派遣吴幼权和我们的工作同志李果谌、吴安之诸兄，追随李杜将军绕道入
东北，联组义勇军，共图大事。但均因故受阻而未能成行。
不幸的是三十五年戴先生撞机殉职，军统方面即不再与吴幼权保持密切联系。虽然郑介
民先生、毛人凤先生都和吴幼权偶有接触，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时的那种亲密景况了。
在吴幼权个人来说，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三十七年，吴幼权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
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之女），于搭机飞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殒
命。她所携带的许多贵重珠宝都烧焦了；若干存折单据、有价证券也焚毁了，这真是一个致
命的打击。关于钱财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吴幼权本人则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
再谋补救可就难了。据吴幼权说，事后追回的存款，为数也非常有限。从此家道中落，乃致
一蹶不振。
吴幼权潦倒香港多时，至四十六年，罹肝癌去世，享年仅四十多岁。临危之际，受尽折
磨，穷得连每月一百块港币的互助会钱，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于地下
的，是他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吴幼权对「军统局」的确是有过不少帮助，只可惜没有记在「军统局」的帐
上罢了。现在，由笔者作证，在我写的「英雄无名」中，许为「无名英雄」，并向他致敬。
当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动，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吴幼权的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过，
循着吴幼权这条路线，也的确接触到许多位东北籍的耆彦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
关吉玉、王卓然等。另外还有现职或退职的少壮军官如王以哲、苑崇谷、冯庸等。
这些人到后来有的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有的只不过仅止于初步晤谈或建立了某种程度
的默契而已。记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联络的，有黎天才和关吉玉二人。这里所谓的「联络」，
是替他们转递信件，约定一个会见的时间，至于他们具体进行的是些什么事，我并不知情。
经过一段时期，我才渐渐体会到，戴先生的作为，并不限于情报活动，尚且含有较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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