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日期照徐文所记，则应为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这位周锡（希）良先烈，可真是
「英雄无名」了。
余延智先烈的人事资料，亦付阙如。笔者为此曾就询于前「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兄，承
告：余延智同志可能系由「忠救军」方面调来的，其它的已不复记亿。在另一公文书中始发
现有「行动第五队长余延智」等词句。按笔者在本书第一章关于「行动第五大队」的简介中
就说过：「对于这一队，实在太隔阂了，只记得早先的大队长是汪福谦，化名汪洋，我们始
终没有接触过，后来汪福谦失事被捕：……」，那么，这位失事被捕的队长汪福谦，是否就
是余延智呢？如果要证明这一点，单凭这么一点薄弱的参考，还嫌不够，必须要找到有力的
根据才行。旋据刘原深兄面告：「第五行动大队长余延智我有印象，只是没见过面。他的失
事被捕及惨遭杀害是在二十八年『七一四』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其时所有『上海区』内外勤
同志都各自分散隐蔽，以策安全，消息已不灵通，因此，余延智同志的牺牲经过，未能详悉。
至于后来的第五大队长化名汪洋的汪福谦。乃是真名实姓，曾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他的被捕
则是民国三十年初春的事；距离余延智的就义，差不多已有两年之久了。我本人于三十年六
月二十八日在法租界霞飞路被捕，由日本虹口宪兵队再转解七十六号，就和汪福谦关在一间
大牢里，那时候汪已先我被捕好几个月了。所以余延智与汪福谦并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汪
就是余的后任。」当然，这是最可靠的证明，前此的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先烈徐寿新（化名朱承我）于民国二十八年殉难时，年仅二十九岁。在未参加「军统局」
工作前，曾任中央社电务部总领班。二十六年参加工作后，奉派为沅陵总台长，其后调贵阳
仍任总台长。二十八年七月，「上海区」发生多次事故，电讯总督察杨震裔乃与徐寿新对调。
杨震裔兄后来曾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已于数年前病故；而徐寿新君则英年殉难，人
生际遇各有不同，斯所谓求仁得仁，并无幸与不幸之分也。
剪报一角，丁默邨有一段相关的辩词，竟把万恶不赦的暴行推得干干净净。丁诡辩称：
渠系被迫加入七十六号，无拳无勇，实力全操在吴世宝诸人手中，本身亦受控制，遑论杀人。
这番话亏他厚颜无耻，说得出口。
有关杀害志士部份，在「丁默邨判决理由原文」中，有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即「军统局」）民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京侦护字第四七三一号代电，加以证明。其事
实如下：
「前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区之地下工作人员情报第一组组员许克，于民二十八年五月二十
四，在沪被枪杀；情报第五组组长李楚琛，在沪制裁丁默邨、李士群未成被捕，于同年二月
二十五日被害；情报第五组组员陈兆庆，制裁李士群失败被捕，于同年二月二十五日被害；
电讯督察徐寿新，因与中央通报于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害；行动第五队长余延智，暗
藏军火，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害；通讯员周希良，因窃重要文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被枪决；直属通讯员徐阿梅，于同年十二月间亦遭枪决；彭福戎因在沪执行行动案件被捕，
于同年四月十三日被害。以上八员，均系被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逮捕杀害，所开以上被
难中央工作人员，均系在被告（丁默邨）任伪特工总部主任时期内惨遭杀害，被告当负全责。」
该判决理由原文中，提到姓名的八位先烈，都是「军统局」的工作同志，其中除徐寿新
（化名朱承我）、余延智（可能系化名，本名只知姓楚）、周希良（又名周锡良）三人已见前
记，惟许克、李楚琛、陈兆庆、徐阿梅、彭福戎五位先烈，剪报上虽间有组别与职称，可是
却找不到他们的人事资料，这正是英雄之所以无名也。
上项判决理由原文中，关于周锡良、徐寿新、余延智三先烈殉职的日期，不是十二月二
十七日，应为十二月二十五日。特予以订正。
还有，「军统局」的工作同志，在抗战期间中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胜利前，死在「七
十六号」魔窟里的，当然不祇是上列的八员而已。
内容提要
二＋丸年初，「上海区」拟具「敌讨划」，建议上级在一定妁池区范国内、甫眼虔妁惰况
下，呵权宜处置｜格杀日军式装官兵，而无须，失申报。该案发出复，凰时年载始奉令准予
贵行。这在本局妁二作逼程中，虽拌创拳，亦系新猷.，而在抗战史页上，允宜占甫贱行。
本案自二十丸年九贝二十牝日开始执行以米，至二＋年十贝二＋二日为止，根据敝方公
开发表妁统计资斜，前复击毙击侨日军官佐共计六十余名.，而另据戒方甫案可考之零星记
银，以及无法查证之二作表告，则远远妁超遁此叹。再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大量妁杀侨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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