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有曾澈、冯运修、李如鹏、纪树仁、纪念华、朱云、陈维霖、袁汉俊、李鑫、黄克忠（另
一记录名黄瑞堂）、缪维等十余人。以上是知道姓名的，此外，姓名不详或下落不明者还有
好多。
且说自曾澈同志等失事被捕后，「抗团」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那位主持行动工作的孙
大成同志，幸而脱险后，又来到了北平。他是掩护在一所学校里，仍在寻找路线，准备完成
未竟之功──进行制裁华北第一号经济汉奸汪时璟（见「北国锄奸」第六章）。没有多久，
不意又被便衣日本宪兵追踪而至，眼看实在无法呆下去了，这才辗转到了秦皇岛。在这里多
承「抗团」某一同志家属之助，冒着风险替他开了一张「开滦煤矿」的职员证明，搭乘一艘
运煤船先到上海，然后再取道浙赣湘黔去了重庆。这是二十九年三、四月间的事。此刻我虽
在上海，可是我们并没有联络。
有关「抗团」在平津一带的后续活动，我知道的更少了，那么就此打住，接着再说孙大
成到了重庆以后，以及他是如何再来上海的。
孙大成在重庆见到过戴先生，慰勉有加外，戴先生仍希望他能够再回到天津继续领导「抗
团」的工作。孙欣然接受，不过，有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可以保证一定能
突破天津的封锁线，安全的进入市区。后来，戴先生几经考虑，再征求大成的意见，愿不愿
意到上海去？
孙大成同志于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杀奸团」。「抗团」并
不是「上海区」属下的工作单位，它仍然保持着青年爱国团体的独特风格。可是上海并非「抗
团」发源之地，当然不如在天津那么兜得转，所以有许多地方它也需要「上海区」的辅导。
孙大成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曾见过一面，对于交通联络等事项，都作了约定，其后，就
交由助理书记刘原深兄直接负责联络与指导。关于「上海区」所给与的支持，只有每月法币
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无要求。而此一数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维持到三十年十月
止，迄未增加。
嗣后，「抗团」同志即陆续抵达上海，和孙大成同住一处者，有钱致伦、叶以昌、刘世
华等三人。其它如何敏信、阚津婉等诸同志则分散多处，与孙大成均保持「单线」联系。正
因为如此，所以每当发生意外事故时，除了失事那个小单位外，都不会有更多的牵连。这也
是上海「抗团」吸收了天津经验而育成的一大特点。
「上海区」本身的行动单位很多，我们协调的结果，决定「抗团」不做行动工作，而专
注于宣传、破坏与扰乱。所以「抗团」在上海，始终没有配备武器。至于他们所需要的爆破
器材，初时由「上海区」的「技术室」供应，后来则自制自用。这又是他们的另一特点。
「抗团」同志由外地陆续调来上海的，大约不超过三十人，可是他们却又在当地吸收了
三、四十人，最多的时候，全部将近七十人。人数虽逐渐增多，但仍能保持以往的素质，且
和先前一般的斗志高亢、气势昂扬，在他们的胸怀中所独具的，只有抗日杀奸的一颗忠心。
孙大成先是在派克路租了一间铺面房子，以开设复盛水电行作为掩护，同时也可以利用
这个地方，存储一些「原料」和「工具」。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可就奋不顾身的干
起来了。
起初，也许是这般纯洁无邪的爱国青年们，看不惯上海租界里的纸醉金迷，而出入于那
些场所的又多半是一批汪伪新贵，所以有一回是在二十九年圣诞节的平安夜，他们一面派人
在南京路等各繁华街道大量张贴抗日传单，同时又在五、六家舞厅都放置了爆炸物，制作时
预期的杀伤力并不强，旨在示警而已。不意届时果然全响了，据传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这却是始料所未及的。事后检讨下来，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除精神可嘉外，并不值得鼓励，
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特定的目标。
三十年四月十六日，上海「抗团」同志罗长光、刘世华、黄克忠等三人，在几度观察之
后，发现位于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的两家电影院，出出入入的全部是日本人，其中且有身
着制服的日本军人，于是引起动机，经过一番策划，准备炸它个落花流水。不晓得他们是那
里弄来的服装与道具，假扮成运送瓶装饮料的工人模样，乘机混入这两家电影院，将两枚定
时爆破装置分别放在黑暗的墙脚底下，就安全撤退回来了。时辰一到，两家戏院同声作响，
这件事总算做得干净俐落。
其后，日方把这件事称为：「东和剧场惨案」。原来这两家戏院一名「东光」、一名「融
和」，故并称为「东和」。据日方透露，该一事件共有二十三人伤亡，全部都是日本人，其中
有几名是日本宪兵。是否另有高级日本军官在内，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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