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这位玉梅二小姐果然到了杭州，不知道她在戴先坐面前说了些什么，戴先生把吴
萍召到南京禁闭了一个月，实在冤枉之至。三 搜寻吉某的踪迹 总算有了着落
「天津站」一年出了两桩大伤元气的事，实在不幸之至。自王天木兄他们出了纰漏之后，
相隔只有半年，继任站长王子襄大夫又以意外事件遽然亡故，尤为特殊。上级虽力图养息整
补，一时也调配不及，所以「天津站」站长一缺，空悬了好久都派不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
据我所知，除了「天津站」属下的一个「情报组」和两名「直属员」拨归「北平站」暂
行联系外，其余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这也是一时权宜之计。至于派由吴赓恕任「天津
站」长，又是过后很久的事了。
不过，我奉命进行中的几件行动工作，并未因此而中辍。「天津站」故站长王子襄指定
配合工作的吕一民组，也奉令配属于「北平站」，暂时由我直接指挥。
此际，「军统局」系统，全面的建立了「督察制度」。北平方面，派来王平一任督察，其
地位与「站」平行，实际上就是为监督「北平站」而设。
王平一，山东人，留俄学政治，参加邓文仪学长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调查课」
拨并「军统局」后，改由戴先生领导。他短小精干，虽然有一点「口吃」，但仍不掩其才华。
我个人基本上就反对这种制度，可是并不表示不与王平一合作，而事实上也不容许我反
对在北平设立督察。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我认为这种督察制度徒增内部困扰，与事并无补
益，因为旣鞭策勇者前进，又自设绳索加以羁绊，是相当矛盾的一种措施。当然，支持这种
制度的人，自有一套美丽动听的说词。不过，我仍然固执的反对了几十年，一直到我在台湾
之后。卽使到了不在其位的今天，如果有人征询我的意见，我还是会干脆的回答「反对」、
「反对」。
反对尽管反对，那是我个人的事，而「督察制度」却存在了几十年，旣然能够保持几十
年不变，其中定有个道理，究竟是什么道理，说起来离题太远，此处不宜多谈。
在北平接到天津「情报组」吕一民由南京转来的电报，邀我卽速赴津一晤。这表示由他
负责对吉鸿昌的侦察活动，可能有了进展。想必是关乎再度联系郑、傅二人的事。
这还是王子襄大夫未去世之前，我们五个人集议，决定由吕一民进行的那件事。关系人
虽有两个，所洽谈的却是一回事。其中年事稍长，主张较多的一位郑恩普先生，河南人，早
年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十九年曾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另一位傅丹墀先生，河北人，
曾任襄樊镇守使等职。如果说他们正在赋闲中，亦无不可，不过他们并不急于谋个差使，或
是找一碗饭吃。
郑、傅二位服职军政多年，以在河南的时间较长。据说，在河南各处尚有许多旧属，分
散于各部队以及草莽之中。在过去，往往都以存在中的部属，作为个人进取的本钱，他们两
位亦不例外，言谈中也常以能召多少部众以自重。我这样写的确是实情，绝无唐突二位的意
思，看以后的发展就可以了然了。据吕一民组长的个人体会，他们两位的眞实意愿，还在寻
找门路，效命中央。前一回，吕组长与郑、傅二位曾谈过两次，因不得要领就冷淡下来了。
近来恢复接触，再看看能否在他们两位身上找到吉鸿昌的线索。这一着，居然被料中。在谈
话时，郑、傅透露他们曾与吉鸿昌见过一次面，而且对吉鸿昌的观感还相当不错。
这就是吕组长邀我到天津来的惟一原因，当我得知侦察吉鸿昌的行踪有了头绪之后，实
在太兴奋了。吕组长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原委是这样的：在郑、傅二位和吕一民谈话时，郑
恩普先生在无意中露了一句：「前几天在旅馆里和吉鸿昌接谈过一次。」郑恩普对吉鸿昌的观
感与我们不一样，他说：「吉鸿昌在察东收复失地，与日本鬼子周旋数月之久，称得上是抗
日英雄，像这种人，中央应不念旧恶，予以自新机会，畀以重任才是，为什么反而解除其武
装，加以扣押法办？」
吕一民反问郑恩普说：「吉鸿昌果眞是在抗日吗？还是另有图谋？您知道他是受共产党
指使的吗？」
郑答非所问的说：「吉鸿昌认为中央不抗日，一味的搞妥协，所以『抗日同盟军』才应
广大人民的要求孤军奋斗。吉表示，只要是中央政府一旦发动抗战，他第一个站出来请缨打
先锋。」这两句话道地的是共党的传授。于是吕一民钉了一句：「吉鸿昌现在到底听命于谁？」
郑回答说：「吉一再表白，他目前要做的，就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和爱国份子共御外侮。」
如此听来，郑、傅二位可能过于老实，竟被吉鸿昌的糖衣毒药所麻醉了。他们那里晓得，吉
鸿昌目前正在共产党的阴谋指使下从事叛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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