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这也是一个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者的罪有应得。
「河内辱命」
「河内汪案始末」自序
「河内汪案始末」是拙著「英雄无名」全书中的第二部。
「河内汪案始末」与第一部「北国锄奸」有不可分解的连续性和绵亘不断的一贯精神。
此外，在撰述方面也有益求改进之处，那就是希望能够写得更谨慎、更踏实；并尽量避免在
文字上产生不必要的后遗症。
「河内汪案始末」的主要内容，固然着重于制裁汪精卫失败的全部工作过程，其中包括：
飞调越南、传达任务、人事调遣、情报搜集、侦察部署、紧急受命、一日三击、误中副车、
奉调同渝、特派去沪、再接再励、四度牺牲等许多繁复的情节；但也配合上关系各方面的珍
贵资料，作为参证。比照看来，言来语去，大有三头对案之妙，读者诸君，亦可自动参详其
中所蕴藏的无限契机。
无巧不成书，笔者本人就是身临其境、主持其事、亲尝败绩、自食恶果，四者兼具，而
今仍在人间的劫余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人。这部富于传奇性的真情实录，如果
不嫌笔拙，想必自有它的可读性，和一定的历史价值。
书中，对于这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年也曾制
裁过满清摄政王的开国元勋、革命先进——汪兆铭（精卫）先生，也作了一番简略的介绍，
以俾读者认识这个人。因为老一辈的固然人所皆知；到了现在年轻的一代，可就对他有些陌
生了。况且汪精卫是首要的关键人物，必须交代清楚才好。
为此，特地商请博学多才的刘原深先生，另从汪先生的诗词文稿中，以客观的立场，分
析了他的天赋性格、心理状态，藉以反映出他是为何失去自知之明，终于晚节不保，乃致遗
恨无穷的脉络轨迹。这一段，也等于是他的自供，总比别人的月旦，表露的更为贴切。
河内制裁汪精卫一事，发生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距今已有四十余年
之久；在此期间，即不断有人用为写作题材，评述案内案外的人与事，真真假假、各式各样
的说法都有，因缘附会，乃又产生了不少的枝枝节节。这部「河内汪案始末」，也就针对着
这些问题，提出了合乎情理、符合事实的正确解答。当然，河内一案，早已事过境迁，既无
顾忌，也不需澄清什么，就事论事，只不过肯定一项事实罢了。
写到这里，笔者再多吐露点心里想说的话：我一直都在想，虽然我们这些人大半生都从
事于特务工作，而这种工作的性质，又是那么的神秘与特殊，尤其是表现在理智方面的，看
上去，好象个个都是铁打的心肠，六亲不认的样子，总显著和一般人不大相同。其实，无论
干那一种行业，同样都是人，人就必然有人性、有感情，所以笔者在记述故事的文字中，就
紧紧掌握看这一点，以强调人性与感情之处处皆在。
关于撰写河内制裁汪某一事的经过，其间也有许多曲折，为了先拟定一个书名，便大费
斟酌，早先用的是「奉使河内记」，认为有欠妥当；后来才改为「河内辱命」，可是仍觉得不
甚响亮。经友好点出，易如称为「河内刺汪」或「刺汪辱命」，笔者认为这两个书名固然不
错，也很醒目，惟独其中那个「刺」字，实在难以接受。按「刺」字的释义，是乘人不备而
杀之，不但有背于光明磊落，而且旨义含混，这与我们的伸张正义、执行国法者，大相径庭，
故而不取。
后来，我们又几经琢磨，仍然没有一个当意的，不得已，只有暂且先写上「河内辱命」
这个书名。等到这篇序文排版看大样时，这才决定改用「河内汪案始末」。
谈到肯写不肯写、能写不能写，以及如何写法等等，说起来也是感慨系之。
早在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当笔者在上海失事，陷于敌伪之手的消息证实后，我们的对头
冤家汪妻陈璧君，偕同其族弟陈春圃，连夜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非要亲自审问不可；她心
存报复，盛气凌人，跺足狂吼的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硬逼着一定要当场写口供。我瞪
着她，真想咬她一口才解恨，无可如何中，决心扭头不理，任凭她处置好了。后来，还是李
士群之妻叶吉卿从旁做好做歹，解了一时之围，结果我是片纸只字都没有给她。
翌年，也就是笔者被浦后的数月，日本在华三大特务机关之一的「梅机关」，有个任职
「嘱托」（等于顾问）的中岛信一，代表「梅机关」代理机关长晴气庆胤大佐（影佐祯昭的
后任），又千方百计的诱哄我写「河内工作」经过，我口头敷衍着他，可也始终未曾动过笔。
此后若干年，报纸杂志刊载笔者与河内事件的文章，断续可见，尽管有的说得离了谱，
笔者还是保持缄默，未置一词。
迨至民国五十五年笔者自军中退役后，才打算自动的写这段故事；不期又有朋友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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