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更不敢多说，如果我问了，他是知道的而又不便告诉我，岂不使他为难。
鲁翘临去，嘱咐我多休息，少出去，以免有事通知找不到人。鲁翘去了，留下我一个人，
有机会叫我想，而事实上我也不能不想。首先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我说走就走一无安顿的
家，与此同样系念的，是天津工作站，以及我能否回任天津，这两个问题自然有连带关系。
至于到河内去干什么？我想，这当然与汪精卫之背离重庆有密切关系，王鲁翘不是说他也一
同去吗？他不是刚从广西对付了一个「职业打手」之后，调到香港来的吗？我不是在华北指
挥或参与过许多次行动工作吗？据此推论，思过半矣。
我再想，也不尽然，因为汪某的身份地位特殊，与一般的通谋敌国者又有所不同，当不
致于对他怎么样吧？
无论怎么想，总是想不明白。既然来都来了，当然只有唯命是从了！
第二天，时在二十八年元月中旬或下旬，戴雨农先生偕同笔者和王鲁翘三人，由香港直
飞安南首邑──河内。同机者尚有十多年后出任某国大使的陈君，因他另外办了手续，且声
称另有公干，很可能与本案无关。此处之所以提及，作为信证罢了。陈君在河内只停留了一
夜，即匆匆离去，在此短短期间，有迹象显示，他给戴先生引见了一个人，一个与「河内工
作」大有帮助的人。不过，这仅是一项观测，因为迄无左证，不能完全当真。
再说我们几个人在飞机上：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鲁翘是后面一排，
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
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
响太大，小声说，总不清楚，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
事机，当然不好。
先我们到达河内的，是方炳西先生。炳西兄他是参加「河内工作」如今仅存于世的三人
之一。据曾经欧游的友人传言，炳西兄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经商，并且还见过面，景况尚
佳。计算年龄，他比我大两岁，已经是七十四岁了。我们自从二十八年三月河内分手后，四
十多年迄未再晤一面，人生聚散，好难讲呵！谨藉此遥祝他健康愉快，多福多寿。
不对！以上这一段是几个月前改写的，到了今年十二月初，有一天晚上和一位晚辈的亲
戚聊天，他提到方炳西先生的事。这才知道炳西兄在两三年前就去世了！我还问他：「确实
吗？」他回答：「没有错。」这么一说，参加「河内工作」而今在世的人只剩下两个了！
在此必须写下的，是炳西兄虽届七十高龄，却仍在不计名位的为国效力，称得上是有始
有终的了。炳西兄，我将忠实的记述你的事迹，作为我对你的永久的怀念。
炳西兄比我们早到河内十多天，他已经遵照戴先生的指示，做好了相当的布置。他在河
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到一幢房子，所有的手续，也都由炳西兄办妥。这幢房子，
格局不大，两层上下的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不像现在所谓的套房；
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这里，是我们下榻之处，也就是「河内工作」
的指挥部。
不是我记不得，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离开河内，我就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街，至于标
示路名的路牌，究竟在街头还是巷尾，也一点印象都没有。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为了出入方便，炳西兄作主买了一部二手货的福特小轿
车。这部车只有两个门，人多了上下不大自如，用以代步，减却许多麻烦。车子虽系二手货，
可是机件良好，两个多月来，从未修理过。它最大的优点是起步灵活，一发动立刻就走。
我们到达河内机场时，炳西兄就是驾着这部福特小轿车来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
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非常方便，他接我们三人来到这幢租来的新
居，同机的那位陈君另到别的地方去了。
戴先生在河内前后只停留了两天，计算起来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头一天晚上他外出未归，
我们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当然没有机会接触工作问题；第二天，快到中午他才回来，总算
大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中饭。原以为饭后总可以谈工作问题了吧？谁知道他又和方炳西兄一
起出去办事，我想，他是成竹在胸，而我们却在心神不定之中。
晚上，戴先生招呼方炳西、王鲁翘和我四个人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菜肴平常，自然
比不上香港，最便宜的是法国酒，无论是红白葡萄酒，或高级白兰地，都比国内低廉好几倍，
只要有量，敞开的喝好了，花不了多少钱。这一晚，我们都浅斟即止，一来没有喝酒的兴致，
主要的是被索然的气氛给局住了。回想二十一年在南京，我和剑秋、炳华两位老大哥也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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