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理论上说，地方税收要上交中央，然后中央拨发驻军的军费等开支。但实际上的操作是倒过来的，这些军费是要从河北和京津等地的税收中来，有多的，才给一点上缴中央。如果你收的钱不够军费，想要从中央要，怕也是要不到的。所以，在管辖的地区发展经济、收取合理的税收，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事，让共济会来做，肯定会比那些军队方面的人做得好。
就这样，共济会与二十九军、三十二军、晋绥军商量没几天，就公布了结果。把河北当前的总兵力撤走了五个师，抗五军的四个师加上晋绥军一个师，而新加入两个从察哈尔调入的二十九军的师。对外宣称抗五军全部撤到热河了，实际上三个师到了热河，一个师到了山西灵丘，这是山西离涞源最近的地方，号称就是撤下去的三十六师。
地方低级官员的调整还没怎么开始，能看到的只是军队的安排和省主席等的任命，看上去这样也算是符合日军的要求了，日喷方面也只能接受了这个结果。
于是，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上海日大使有吉明分别发表声明：冀察事件结束，希望中国对于全国排日风潮之禁绝，更作进一步之努力。
这次事件中，得分的是共济会，失分的是南京政府。实际上，抗五军这次没有打仗，就在河北扩大了势力，也是有收获的。新编了三个师的部队就不解散了，又从各地方有经验的干部中抽一些到河北，不够的再从共济会政务干部班的学员中调入、补充。最主要的是抗五军名声又大了，国内进步报纸都说，日军不敢与英勇的抗五军打仗，这么多的中央军不敢与日军打，而抗五军去了，日军就当了缩头乌龟了！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央军的不战而逃，特别是东北军也跟着逃，都给人骂得体无完肤！蒋中才、张少帅名声都臭了一层。
不过南京政府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他们也开动了宣传机器，说现在河北事件取得和平解决，完全是中央的功劳！是中央军的忍让，是政府的忍让，以及外交交涉，才保住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忍让是华人的美德，是以柔克刚的好办法。现在列强强大，我们只有忍让！只有牺牲！和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放弃！
对民众来说，和平总比战争要好，只要不打仗，人民就不会流血牺牲。你们看，共济会捅了娄子，还不是我们中央政府以忍让的精神，最后取得了和平友好的结果？说明中央的和平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政府不是说东北爱国民众武装对日军的抗击、一些爱国军队在长城的防守是不对的，中央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武装争斗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这次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充分证明中央实施的和平政策是对的！今后，中央要继续执行与日军的“和平政策”，要与“友邦”“睦邻友好”下去。希望全国爱国军民，都要坚定地站在中央的正确政策下，听从命令，共同努力，不要私自乱说乱动，破坏了中央的步骤，对人民造成麻烦，甚至是灾难！
可以看出来，政府是在影射抗五军、共济会是麻烦制造者。
当时因奇文《厚黑学》而名噪一时的李宗吾先生就在报纸上发文章说，他创建“厚黑学”是让国人学来对付列强，特别是东洋人的。政府学了去，只是用错了方向。他要政府对国外心要黑，对国内脸皮要厚，可是现在政府用反了！
不过有些人还是听进了政府的宣传的，他们认为抗五军毕竟还是太毛燥了，打是打得痛快了，可是屁股还不是蒋中才的中央来擦的！
还有人说，这是中央和共济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唱得好啊唱得妙！
第七卷 1935年 第二百一十二章 义勇军进行曲
◆字数:2592◆
在日喷政府宣布“冀察事件结束”之后，中央政府也马上对日喷方作出“积极”表示。七月六日，外交部为《闲话皇帝》事件向日喷道歉。七月九日，上海法院对《新生周刊》对日皇“不敬事件”宣判，总编辑杜重远处徒刑一年两个月，不准上诉，不准缓刑或改科罚金。《新生周刊》案在开庭时，杜重远据理力争，但没有将责任推到刊物已经过新闻审查机关方面，而是强调这是篇正常的文章，写的是作者正常的观点，没有任何贬低天皇的意思；所以，作者及刊物没有任何触犯现行法律。不过这些话，在法庭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中央的意思就是要对“友邦”要有个交待，而法律什么的是没什么关系的。宣判后，杜重远先生责问：法院是按什么法律判刑的？是我国的法律，还是日喷国的法律？
舆论对这个案件是很关注的，现在的“新闻检查制度”已经严格得很了，这样下去，谁敢写文章？舆论哗然，但中央政府已经不管舆论了，他们就是要进一步压制人们的抗日言论、反政府舆论。《新生周刊》当然是被查封了。
一些进步团体对这事提出了抗议，如孙夫人等也提了抗议，但都没有效果。
才弥先生七月中旬从北平回到上海，也向政府交涉，结果是让杜重远先生“保外就医”了。
以前邹韬奋的刊物《生活》被封，杜重远接着办新刊物。这次杜重远的刊物被封，邹韬奋就又回国，到上海又创办了一个《大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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