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山洞位于武夷山的江西上饶一侧，离景德镇有二百多公里，但已经是离景德镇最近的一个人迹稀少的山区了。现在江西要找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真可不容易。
山洞距离甘溪镇只有三十多公里，但由于是山区，这儿已经没有手机信号了。所以，他看不到股市行情，也没法与小K联系。“都是这该死的小K！如果我的股票因此有损失的话，都要小K来赔！”不过他也知道这不过是骂骂而已，因为这炒股的一百万还是小K送给他的，而且是在他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拯救了他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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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号财迷的徐辉与外号小K的高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如果不是高中时在一张桌子坐了三年，他们怎么也不会成为朋友的。二人的家庭出身就相差悬殊：高翔爷爷是老红军，高干，爸爸是大老板，大款；而徐辉的家庭是最普通不过的一般人家。
徐辉是宁波人，父母亲属于“长身体时遇上困难时期，该学习时遇到文革，该工作时遇到上山下乡，结婚后遇到计划生育，要养老养小时遇到下岗”的一代。父亲文革中的老三届，毕业后去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后回城，进了宁波锅炉厂当了一名电焊工。他苦练技术，不光买了焊接设备和工艺方面的书，还买了锅炉设计、机械加工等书籍自学，成为厂里有名的技术能手。
徐辉的母亲文革中插队下乡后，受了几个月的培训后成了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回城后进了宁波大昌布厂，在厂医务室工作。回城的大龄青年没什么挑剔的，对上眼了就赶紧结婚生子，就有了徐辉。
这是个普通不过的家庭，所以也遇到了普通不过的人都会遇到的普通事：徐辉读初三那年，父母亲先后下岗了。徐辉父亲在下岗后的第三天就上街摆了个修自行车摊。
生活清苦可以想象，使徐辉很懂事，不光节约，放学后也会到摊子上帮忙修自行车。就这样，徐辉的学习成绩并没受什么影响，中考考上了重点高中，在兴宁桥旁的宁波一中。一年后，徐父开了一个家电维修店，兼修钟表、配钥匙。母亲也找了一份工，在一家药店当店员，不算辛苦，只是工作时间长，离家又远。所以徐辉放学也是到父亲的维修店里吃饭、做作业。在父亲出去上门维修时，徐辉就看店，接待顾客。要接待顾客当然也要会点维修技术的，所以他还学习各种维修技术，后来就能帮着修理钟表和家电了。
而高翔是在南京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爷爷是老八路，是南京军区的师级干部，文革结束时离休。高翔的爸爸在文革中靠关系，到北京军区当了兵，当年的兵不同现在的兵，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跳了几年忠字舞”。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时为副连长的高父自己要求退伍，与几个高干子弟一起在北京开公司做起了生意。他们找了父辈的战友批了些“条子”，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为他退伍的事高爷爷非常生气，差点不认这个儿子，因为他有逃避参加对越南作战的嫌疑。不过这倒是冤枉了儿子，因为他办退伍的时候确实不知道就要打仗了。
合伙做生意三年后，几个人的手里有了一笔当时看来很大的钱，中间的多数人起了见好就收的念头。于是大家散了伙，同伙中有的到国外去了，有的提前“退休”享福去了，反正这钱算下来够用一辈子的了。高父却继续事业，因为他的手下还有一些员工，老板们散了公司，员工一下子不好找工作。他独自开了一家公司，后来发展到了好几家公司。什么房地产、进出口、实业工厂，什么赚钱开什么公司，业务主要在北京。
高翔一岁时，被爸爸带到在南京部队大院中的爷爷家探亲，离休后闲在家里的爷爷奶奶高兴得很，让孩子“多留几天”。
这一留就是十多年：开始由于他爸爸妈妈忙于生意，而部队大院的幼儿园质量也还好，最关键是有利于缓和、沟通和老爷子的关系。所以他们就答应让小孩在南京住，等要上小学时才去北京。
可是还没等高翔到读小学，二年后，事情有了变化。高翔的爸爸遇到了大款们常发生的事情：他不小心让一个小秘怀孕了。所以他与高翔的妈妈离婚了，高翔跟了爸爸。离婚二个月后，高翔有了后妈，半年后还有了个弟弟。
分了几千万资产（包括二家公司）的高翔妈妈，二年后也另成了家。而高翔就一直跟着爷爷了，与爸爸、妈妈每年见不上几次面。也许是受部队大院环境影响，高翔成了一个军事迷。
高翔中考考得不好（其实已经比他的正常水平还高一点了），进不了重点高中。他爸爸要让他进一个贵族学校读高中，爷爷不同意；让他与部队大院的一伙同学一样进普通高中，他爸爸又不肯。这时，爷爷在宁波的一个老战友来看他，帮他们拿了主意：去宁波重点中学读书。这老战友的儿子在宁波市里当大官，他早就要请高爷爷去宁波住了。
就这样，托了关系，高翔爸爸还交了“择校费”，高翔就进了宁波一中。高翔爸爸还上校领导家去拜访了一下，让在学习上多关心高翔。校领导让班主任给高翔找个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做同桌。于是，徐辉成了高翔的同桌。
第一部 1929年 第三章 财迷与小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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