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动山摇的冲杀声中，潮水一样的中国士兵，将法军冲得片甲不留。战场统帅尼格里被打得遍体鳞伤，差点阵亡，躺在担架上逃过一命。
谅山—镇南关大捷，是整个中法战争最关键的一战，中国转败为胜，扭转了中法实力对比。中国兵乘胜追击，连克文渊、长庆府，逼近北宁。北宁义军两万，也来响应。
法国军队兵残将败，灰头土脸，士气全丧。
恪靖定边军带领中国军队却越战越猛，越打越精神。全国各地民众闻风而动，打出冯子材的旗号，为中国兵挑饭、打杂、做向导。
法军眼看在中国要全军覆没。这一震撼性的国际消息，瞬间传到法国国内。法国上下全部震动，他们起来抗议政府，矛头直指总理茹费理。发动这场战争的茹费理内阁当天倒台。[1]
可惜的是，清廷并没有下令再乘胜追击。
朝廷上下，从1840年以来，已经形成一个思维模式：一旦胜利，马上求和。“和戎”的李鸿章早已定好了调子，“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胜利初现，李鸿章的“和戎”主张，在朝廷上下又引起附和。
与上次从俄国口中取回伊犁后一样，清廷迅速派人签订和约。
1885年1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插手干预，清廷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金登干得到清廷授权后， 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又称《巴黎停战协定》）。
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签订草约，正式文本由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敲定，即《中法新约》。
《中法新约》由李鸿章迅速签订。新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越南改由法国来保护，从此与清廷无关；中越人民往来两国边境，发放护照；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处，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保胜以上，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居住。
法国在战场上大败，但通过与李鸿章签合约，取得了战胜也难以达到的目的，法国从此打通了来往中国西南的商路。
战胜的中国却按战败国处理，签合约的消息传到前线，王德榜与冯子材“拔剑砍地，恨恨连声”。
“和戎”声又起，秋后算账。凡是没有根据李鸿章两条“神战略”打仗的，都得惩罚：王德榜因为不听李鸿章指挥，所以打了胜仗，李鸿章对他将功作罪，“革职治罪”。彭玉麟出面抗议，处分又改成“只革职，不治罪”。 冯子材也没有幸免，李鸿章对他处理稍轻：调离原职。
中法大战，中国“因胜而败”，左宗棠痛恨连声。但他已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每天“食少事烦，经常咳血”。他知道来日不多，抓紧时间，写下一篇全国海防全局的完整规划蓝图—— 《清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
一生以行动与实干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左宗棠，这时只能以思想来影响后世了。他深知海防重要。当年他坚持主张“海塞并防”，行动上“先塞防、后海防”。之所以这样做，考虑新疆塞防容易收复土地，而中国海防岸线漫长，固防是长久之计。通过5年西征，中国大西北已经固防，可以保百年太平，现在他要集中精力来坚固中国海防，这是千年大计。
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办人，作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创始人，当时有谁比左宗棠更懂得海防呢？关于海防他谈了18年，写了几百份奏折，而中国海军的现状，还是和太平天国覆亡时一样，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左宗棠通过办洋务也弄明白了，中国文化“重义理、轻艺事”的弊端，只能靠经世致用来克服，靠科学与技术来改造。
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左宗棠明确告诉后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如何让中国以长江、黄河为标志的河流文明，通过独立自主、平等开放的方式，与蔚蓝深邃的海洋文明对接，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未来几百年里中国国家管理者应做的事。
在奏折中，左宗棠向朝廷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要求统一事权和加强海防建设，共提了7条切实可行的意见。
当天，他紧接着再上奏《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镇摄折》，建议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奏请台湾改设行省。
10月12日，清政府设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批准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写完规划蓝图后第38天，左宗棠带着“此生未完成”的遗憾，在福州去世。
时间定格在1885年9月5日，一个同1812年11月10日一样普通的日子。两个时间点中的73年里，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寄托了“牵牛星降世”美好愿望的平凡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坚定的理想，执着的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许多独特的传奇故事。
左宗棠合眼长眠，李鸿章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这个与他争论了一生的政敌，这头铁骨铮铮的蛮牛，终于不会再站出来跟自己唱对台戏了，他终于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来主持中国外事。
李鸿章从此一心单角度影响慈禧，独角戏一唱，又过去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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