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王逐渐达成一种共识：怎样将黄河沿线的无数自由的小政权统一起来，不要再因人为挖河而造成灾难？大一统的内在需求，开始沉淀为民族潜意识。
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合耕种。耕种需要耐心守候，三五成群，你耕我种，不需要流动迁徙。种族繁衍下来，一个世代守候土地的熟人社群逐渐形成。封建宗法制应“熟人社会”需求发明，被实践应用。[1]
这样一个依靠封建宗法建立起来的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处理一切事情，只讲情感，不讲理性。《论语·为政》对它做了规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规定，理性的政令、法律，必须让位给情感的道德、礼仪。文化定下来后，中国人心顺着这个方向来发育，进化出一套强大的“心灵文化”：追求心心相印，以猜测、揣摩他人的心为目标，以对方的情绪、感受，作为待人接物的依据。所以民国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强烈内在需求，只讲情感不讲理性的宗法社会规范，两者结合，直接催生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需求。
封建帝国制度在秦朝建立后首次实现。
封建王朝不但要大，而且要“老大”。是梁启超说的“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
“老大帝国”有三个特点：一追求地域规模大；二追求内部和谐统一；三追求权力高度集中。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大一统”的世界观，让中国人文化血脉里种下家国天下意识。
群体意识具体承载了家国天下意识。表现为：家庭意识、集体意识、团体意识、阶层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整体意识。
群体意识是构建中国家庭、社会、国家的基石。国家怎样在意识形态层面，将上述群体意识输入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便成了稳定政权的关键。
群体意识的核心，是“群体为大、个体为小，个体服从群体”。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规范下，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找到组织、单位、圈子。个人只有依附群体，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个体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群体核心意识与儒家等级观念结合，群体大于个体，组织、单位大于个人，国家大于组织、单位，就成为一种不需证明的公理。
这个价值体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组织、单位是国家的螺丝钉，每个人是组织、单位的一个螺丝钉。个人随时要为组织、单位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组织、单位随时要为国家奉献自己、牺牲自己。
在强大的群体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与无助的个人。群体意识逐渐侵占个人的一切，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问题由此而起：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开始惊慌失措，他们已经找不到自我。
人最恐惧的事情，是失去自我存在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证明。这逼迫中国人发问：群己界限到底在哪里？如果群体始终大于个体，而个体没有独立的依据，每个人都会感到群体是个巨大的包袱。
群体文化一开始就有这么强大的魔力吗？中华文化在奠定时并不是这样。群体与个体到底谁大？两端都有人主张。“为群体”还是“为个体”？两种价值观都有人选择。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杨朱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己主义，影响一时，社会人心归附。杨朱的理由是：天下固然不是拔一根毛就可以救得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爱惜自己，将自己保护得完好，不损失一根汗毛，那么天下就已经是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了，还用得着一帮“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去救吗？由此结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实践了他的学说，自私到了头，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个字。因为让这些话留下来，对别人已经有利，与自己的学说矛盾了。他的观点所以流传至今，全靠对手批判他时附带记了下来。
不能说杨朱观点全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社会科学，哪里去找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只有在各说各话中让更多人接受的思想。庄子的“不可知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但在哲学层面，却直逼社会学真理。
一个好的社会，真正要有思想，就得让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表达出来，社会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杨朱的粉丝刚开始很多，时人形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
但杨朱、墨翟、先秦诸子百家自由思想的好日子不长，秦国既然统一了中国，集权政治就要来统一思想。杨朱第一个被当作极端个人主义而被否定掉了。
杨朱被批判，根本原因，在他的学说虽然对天下民众有利，但对皇帝制度不利。皇帝要大一统，要集权，要独裁，这必然需要每个子民都没有自我。如果每个人都有自我，看重自我，可以自由表达，自由选择，那么自由权就出来了，这需要用选举的方式来产生国家、确定政治制度。这将从根本上颠覆大一统、集权、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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