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左宗棠与郭嵩焘这种奇特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得罪朋友，因个性刚直，不隐恶伪善，又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这将人情化中国丑陋的一面，不留情面地撕开，叫当事人情何以堪！
在历史的当时，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后再看，以个性立世，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也正是左宗棠的伟大之处。
晚清官场人物峰起，为什么单单一个左宗棠特立独行？他这些性格、风格，到底怎么养成的？
草野人生
左宗棠家南宋时从江西迁居湘阴柳庄，已有700多年。湘阴在南朝刘宋元徽二年正式置县，属长沙府。在湖南属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湖南地域性格，在这一圈最为凸显，影响也最深远。
从家庭出身来看，左宗棠是“乡绅世家”。
乡绅的来源，主要是：考上科举但不愿当官的；读书但没有考过科举的；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这是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在乡村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力。
乡绅属于“士”的分支。
科举考试分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指“才之秀者”，是有点才；举人指“被荐举之人”，是很有才；进士指“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是太有才。
很有才的举人还没有资格直接做官，太有才的进士才可以直接进身为士。
士一生就一个任务，做官。属于“职业官员”。努力可以做士大夫、变诸侯。再上去，没有了。官做得再好也不能提拔当皇帝。
乡绅则对士的任务来了一个反向：读书，但不做官。
地地道道的乡绅，与政府的关系比较松散。鲁迅说“京派帮忙，海派帮闲”。乡绅是“既不帮忙，也不帮闲”。在乡村社会，他们担起民间自治的责，做民间代表的头。
如果说士是国家的智囊，是“天智星”，乡绅则是民间的智囊，是“天闲星”。
闲散的乡绅，似官而不是官，近民又不是民。他们脚跨门槛两边，退一步就做了民，进一步则成了官。
不进不退，则是乡绅。在集权的帝国中，乡绅最宝贵的财富，是身份相对独立，拥有一些自由。
从26岁宣布放弃科举考试，到去安化陶家设馆授徒， 40岁之前，自由民左宗棠，一边读书，一边教书，是一个标准的乡绅。
用今天眼光来看，乡绅就是无党派、在野派人士。但在封建社会里，他们始终处在在野派位置，充当统治集团清议派角色，自由议论国家大事。
国家出了大事，不怕民间议论，就怕民间没人来议论。不要小看这些无党派、在野派、清议派：天下无大事，他们像叽叽喳喳的麻雀，成不了气候；天下一旦出了大事，他们有可能摇身脱掉麻雀外衣，变成高空雄鹰。
左宗棠经历过由麻雀变雄鹰的过程。这也是由乡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乡绅地位比农民高级，不用花时间忙种田拉车的粗活，他们有的是时间瞎琢磨。反正民间闲人一个，没政治任务，思想没压力，琢磨最容易闪灵光。
左宗棠自己就认为，他的学问，全是在空闲时琢磨出来的。“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乡绅将想法一行动，麻雀可能变雄鹰，从路人甲变领衔主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左宗棠议论时政，就是跃跃欲试，“天闲星”想做“天智星”。
乡绅的劣势，是进一步做士难，退一步做农民也难。但只要有社会关系，能够“通天”，则比官员更能运用真本事，反倒可能脱颖而出。左宗棠够幸运，贺长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都被他碰上，对他开了“天窗”，让他从窗口出发，越走越远越光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左宗棠站在民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比一般士人接地气。
接地气则可以懂人，懂社会，做事实在，动手能力强。治国平天下不是做学问，不能靠背书就可以实现。最需要的是动手做。除了实践，还是实践。
当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前主动让位，陕甘总督杨岳斌扛不住了称病休假，都是能力跟不上，左宗棠先后顶着他们的位置，迎难而上，靠的全是实力。
左宗棠论真才干、真本事，同时代确实难有人可及。不因为他真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天才。他的能力，靠48岁前乡绅生活与幕僚生涯的反复锤炼。
左宗棠自己认为，他的能力主要得益于湖南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砺：“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塞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
左宗棠自己也想不到，民间的生活经历，让天分超人的他，走了另一条由边缘切入主流的道路。他处在边缘时刚好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去体验，去吸收长存民间的地域性格真气。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晚清王朝摇摇欲坠时，是最有力的挽救武器。无用之学，作用果然远超过四书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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