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喜欢养狗， 7岁那年，冒险偷偷翻过10多座丘陵，差点将自己走丢了，才找到舅外婆家，捧回一条小黄狗。每天放学兴冲冲回家喂，但养不到3天，就只看到小狗尸体。
老头子一锄头甩过去，打死了。
据说，他正在地里干活，鞋子突然不见了，猜测肯定是被狗衔着玩，丢了。
老头子就是我的爷爷。从我懂事到成年，没敢跟爷爷正面谈一次话。
从战场如河血流中冲杀出来的人，他们的霹雳脾气，钢铁意志，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传神出来，我已经见识过了。
左宗棠说的没错，“主兵之人如秋官然，生气少，而杀气多。”
但了解左宗棠多了，他跟我爷爷不同。
爷爷的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 30多岁已病死。抗战爆发后，日本侵入湖南衡阳，一把火将我风石堰的老家烧得片瓦不剩，姥姥带着爷爷三兄弟躲兵，逃到了今天的白地市。
迁徙客居偏僻异地，耕读传家连根拔断。爷爷大字不识，一介武夫，凭霹雳脾气，钢铁意志，在战火中屹存，繁衍出一大家族。
父亲从小在军人的铁血意志中成长。他写得一手好字，但因为爷爷是国民党，所以从小受压制。父亲后来学武，功夫过人。他先后做过石匠、农民、工头、商人。
> 后记
父亲的力气与性格，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
我大约5岁起，就被父亲拉去地里干活，陆续做各种繁重的体力活。父亲爱看电视，说成龙拍电影，太浪费劳力了，放到农村干活，一个抵十个。
父亲这些观念，一度影响我到18岁。这种农民的本能，很接近战国墨子的“非乐、节用”思想。
我成为读书人，可能跟母系家族有关。外公家族，从性格到气质，完全相反，都是文化人。军人与文人家庭结合，我从先天遗传，到后天家教，接受的多是些对立的、相反的观念。
三代人下来，积累到我，家庭已经殷实，环境已经许可，条件可以读书。但湘南闭塞，山重水复，要走出去，谈何容易？可想而知，我的求学遭遇，与左宗棠大致一样。
7岁那年，一个游历乡下的道人经过村里，饶有兴趣地将我上下打量，丢下一句话：“这个孩子将来不是一般的人物”。说完幽灵一样消失。话很快传开了，害得村人猜测、议论纷纷。
事实上，两种完全对立冲突的气质遗传，在我的成长中一直看不出优势。小学逃学、初中留级、高考落榜， 20岁前十分不顺。因为数学奇差，多年打击很大。好学生与坏学生，同时存于一身。高中时我拿过全校第一名，学得最好的是物理，最值得称道的是作文。
但高考应试扭转了我的轨迹，在我的心里狠狠抽下一鞭，贴下不无屈辱的标签。少年心气与挫折跌宕，成了我沟通左宗棠的第一块“心灵场”。
左宗棠在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体验，打动了我，也触痛到我。他在乡村社会蓄养的清气，作为书生霸蛮而不野蛮的气质，也让我感到很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起点决定路径。起点接近的人，路径自然延伸下去，会有某种相交、重合。也因此，思想、观念、看法，会有某些相似。这是我深入了解左宗棠，他逐渐又唤起我内心那些沉睡观念的原因。
早年粗野乡村生活积蓄的自然清气，在后来遭遇侵蚀时我有意识地保护。用《湘声报》记者专访时的说法，“几乎在有点刻意地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距离，站在民间观察社会，反倒比在主流内时更能看清社会”。体制内外的生活经验，内心未灭的这点火苗，让我清清楚楚看明白了左宗棠。
后记 >
这大概是我写《左宗棠》的一些巧合机缘了。
左宗棠晚年时曾与妻子周诒端有过一段自己死后读书人作评立传的预言。周诒端忧虑地说，你不喜欢那些夸夸其谈，以道德、文章炫耀的名士，等你死后，恐怕没有人来写你好话呢（“不喜华士，日后恐无人作佳传耳”）。左宗棠听到后笑了笑，回答说，我才懒得管呢。文章说好说坏，我还是这个样子。不可能作者评好或论坏，就可以改变事实的我，我请求写我的后人，不在“华士”里，我只求那些我不求也会主动来写我的人。（“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
我算是左宗棠的“不求之人”。
我明白，周诒端的担忧，基于文化圈的一个“潜秘密”：世界毕竟是读书人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左宗棠“不喜华士”，厌恶名士派头，得罪了绝大部分文化人。
我写左宗棠，是因为我本能地、发自内心地认同他的价值观。如果硬要追问原因，大约是我们曾经都是“寒士”，没有名士世家那些繁文缛节，不要靠“华士”的外衣，也不在乎所谓虚名。
本书用史家笔法、文学手法，意在通过细致完善的故事，客观陈述多种版本，尽量接近历史真实，尽力展现一个真实可信的左宗棠，让今人能有所借鉴。
本书所选史料，有正有野。选取的标准，一是故事内容合了人物性格，二是故事情节符合人物的发展路径。
本书体例，受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易中天《品三国》启发。黄仁宇自嘲作品体例“四不像”。我自知天性有点异端。说得好听点，总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有创新；说得难听点，天马行空，非驴非马，卿本炼丹，奈何阴错阳差，做成了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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