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滴眼泪，就将左宗棠内心钢铁般的防线一瞬间彻底冲垮了。左宗棠这么倔强、刚直、固执的人，你一味帮他，让他感到自己寄人篱下，他肯定受不了，哪怕天大的好处，他看都不看。但现在陶澍反过来信任他，有求于他，将他心中那些怎么也迈不过的大坎，跨不过的鸿沟，一下全填平了。这是对等的朋友关系啊。
故事到此，陶澍与左宗棠一生真挚绝妙的交情，在这一刻定格。
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在陶左关系上真正体现出来了。曾子说过，“可以托七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句话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应验。
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如此动情，又如此感人？因为他俩是知行合一的书生。
知行合一，源于经世致用。这种读书人看重的是“用书”。他们有行动能力，有文化素养，他们的行动能力可以跟上文化素养，有能力担当。这就是孔子说的“以人载道”。文化与真理，通过嘴巴只能表达出来，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实现出来。
陶澍的眼光，不会错，也没有错。
这段情感激荡、真情流淌的故事，在历史上曾打动过无数大人物。康有为感奋之下，曾专门写下《敬题陶文毅公遗像》（“文毅”是陶澍去世后的谥号）一诗，还做了跋。跋中说的就是上述情节的描述。诗则这样赞道：植鳍作而性公忠，手整盐漕有惠风；
最异辕督只袜走，孝廉船上识英雄。
经过这次以心换心的对碰，左宗棠以他鹤立鸡群的文品、卓然独立的人品，入了陶澍设计的湖南官场青年人物培养谱系。
对左宗棠来说，他眼下关注的是个人发展。但对政治家陶澍来说，他在乎的不是一两个有才能的青年，他努力在谋划的、筹建的，是一个更大的湖南籍官员联盟——湘官集团。
左宗棠当时还没有想到，自己在湘水校经堂学的是经世致用，而开启晚清中兴经世致用学风的引领者，正是陶澍。
两人见面，对左宗棠来说，是学问的寻根溯源。
作为嘉庆至道光年间中国“湘系经世派”的领袖，陶澍以他开山祖师的威望、影响力，为在经世致用小路上蜿蜒行走的左宗棠，开出了一条经世致用的大道。
湘官集团
左宗棠因为机缘结识了陶澍，迈出了平生大业的第一步。陶澍的关键步骤，是将“一个人在奋斗”的左宗棠，带进庞大的经世致用人才群。
陶澍组建湖南籍官员联盟——湘官集团，靠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姻亲关系。被他看中的人才，以儿女结为亲家的方式，将集团成员家族化，各种利益一体化，抱团来夺对国家权力的主导权。
胡林翼因为最早被陶澍看中，做了女婿；而左宗棠最后被陶澍看中，结成了儿女亲家。这就有点小麻烦了：虽然同岁，论年龄胡林翼比左宗棠还大四个月，但左宗棠却成了胡林翼事实上的长辈。胡林翼对左宗棠不得不改口，叫成“季丈”，也就是“季高丈人”，翻译成白话是“老三丈人”。大约胡林翼叫时有点不好意思，就以这个有点调侃而不失真的叫法，来破解两人年龄上的尴尬。
湘系经世派中心人物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最会搞关系。如何利用清朝的集权体制弊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首先得有个人在前面开路搞关系。陶澍与曾国藩、左宗棠三人之间，也有比较绕的姻亲关系。
陶澍带了这个头，后来，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与郭嵩焘，曾国藩与郭嵩焘，全都发展成了姻亲关系，相互见面亲家来亲家去。而左宗棠在官场里办事最得力的三个人：陶澍、胡林翼、郭嵩焘，都通过这个团体，以这样的方式，固定下来。
这些为左宗棠后来几步登天，埋下了最有力的伏笔。
左宗棠当时并不知道，在他们认识之前，陶澍花了20多年时间，自觉大规模地招集幕僚、使用大吏，大力发现、培养、扶植、举荐大批湖南人才。[7]
陶澍为什么要靠这个落后的封建宗法与地域关系，来发展和培育湘官集团？这不是搞地方政治和帮派团体，将国家政权私人化吗？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历史作家宗承灏分析，正是因为湘系势力个体之间结成的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关系网，在晚清官场上才得以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就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湘官集团势大力沉，对满官集团无疑造成一个潜在的巨大冲击。
清朝在建立之初，被汉人称为“满清异族”，政权也被认为“非法”。王船山当年反清复明，就是排满。但满人的势力集团，或者说满官集团，始终控制了中国的权力核心。
满人意识到，权力有风险，用官得小心。清廷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在规避权力风险。他们的方法，是通过部分地分享权力，来拉拢汉人。太平天国运动突然爆发，不可预料地调整了“满、汉”力量对比。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地方势力逐步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得到了重用，地方大员也在形势逼人的历史时刻一跃而上。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官集团，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联盟，更不同于一般官场中人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抱团取暖。而是各自通过独当一面的能力，争取汉人在受到排挤的权力结构中有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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