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谈越近，话题由大到小，逐渐转到了个人。胡林翼给左宗棠提了个醒，先肯定他为人很好，“能以诚心相与”，再批评他“虑事太密，论事太尽”，“出言着边际”。翻译成白话，就是事情想得总是过于细致，而评价事情偏激，总过于绝对，说话口气大，思维太发散，让人摸不着头脑。左宗棠全部接受了，认为“切中弊病”。
但左宗棠与胡林翼都没料想到，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哥俩，这次交流，发生了一个根本分歧。胡林翼以自己这些年来的官场实践体验，私下告诫左宗棠：做人要注意收敛，得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左宗棠直通通地看着胡林翼，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民间书生一个，如果也讲究趋利避害，观点模棱两可，那跟官场上投机取巧的那些人，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好像不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应该做的事啊！（“则未免如官场巧滑者流，趋避为工，模棱两可，似非血性男子所应出也。”）
他们都还没有预料得到，未来发展，正在这时开始玩大翻转：左宗棠貌似在骑驴，其实在骑马；真正在骑驴的，是跟胡林翼一样已“科考取官”的进士。
左宗棠现在这种流落于草野民间、自学自问的提升素质方式，进步到底有多大？我们从后来的自学成材的毛泽东身上可以得到辅证。[2]
毛泽东年轻时的学习经历，与左宗棠几乎完全一样。他们共同关心“舆地学”。毛泽东没有像左宗棠专门研究农学，但他有多年种田经历，专门在广东与湖南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种没有官场看得见的名利诱惑，为读书而读书的方式，内容的枯燥程度、需要坚守的毅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左宗棠做到了。
在自学环境里锻炼出来的人，有他固定的特点：实践中去成就大业时，只能做一把手，不能做二号首长。不只是因为这种学习、思想都十分深刻，甚至有点怪异，爱好剑走偏锋，跟他人总合不上。关键是，这种自由散漫环境里熏陶出来的人，已经无法适应条框管制的生活。他会是一个好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一个差劲的执行者。思维方式，与科班渠道学出来的人，已经搭不上调。
这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的读书方式，适合做独当一面的职业经理，不适合立志做员工的人。左宗棠与毛泽东做事表现出来的个性，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些特征。
左宗棠自己也很清楚。 1856年，他给胡林翼写信说：“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老弟我的才能可以担当天下大事，但却不能被派去做知县；可以用好天下的人才，但一定无法被别人指挥。
现在，左宗棠还在继续研究他那看上去暂时还毫无用处的舆地学。
进了陶家，他才笑话自己，小巫见大巫了。以前在地摊上买的那些书，怎么可以与两江总督的藏书并论？这里真正是知识太平洋，有大型的《图书集成》，有《康熙舆图》，有《乾隆内府舆图》。这些书，内容庞大，细节繁多，一头扎进去，没有个七八年时间，根本读不懂，搞不透。
也是老天成全，左宗棠在陶家，刚好需要8年。必须要这么久，七岁的小女婿陶桄才能长成人。成全人生得靠偶然，应了俗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努力”。
通过这8年的辛苦阅读，左宗棠发现，自己以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口气，太狂傲了。真正懂得多了，左宗棠沉默下来，不作声了。
几十年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自嘲说：“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傲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实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
左宗棠晚年还是坚信，年轻人就应该想法大一点，思想超前一点，姿态狂傲一点。为什么呢？他说：“小时志趣要远大，高谈阔论固自不妨。但须时时返躬自问：我口边是如此说话，我胸中究有这般道理否？我说人家作的不是，我自己作事时又何如？即如看人家好文章，亦要仔细去寻他思路，摩他笔路，仿他腔调。……若读书不耐苦，则无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则无所成就之人。”年轻人志向不怕大，只有牛吹大了，才会感到压力，才会逼迫自己反过来思考自己，检点自己，学习别人，这样的进步速度最快。这样向别人学习，是“骄傲使人进步，谦虚使人落后”。
更有意思的是，晚年位高权重时，有人问起左宗棠，你为什么年轻时总是吹牛，现在反倒好像变得谦虚了呢？他笑笑说，没有啊，我一直是这样，情况不同了而已。你想啊，当年我一个小小的举人，却说要做天下大事，气势不吓人，姿态不站高，怎么做得成？现在呢，国家大事真的全压在我一个人肩上，我正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解决，哪里还有时间、精力、本钱去自高自大呢？
这段话很真实，也很坦率，对后来的年轻人，不无启发。青年毛泽东就专心模仿左宗棠，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左宗棠自称“湘上农人”，是“身无半亩”，毛泽东则自称“江海客”，是“身无分文”。[3]
回到眼下，左宗棠一边以家长的身份当家庭教师，一边以小举人的身份自学进士学问。这种奇特的生活，一晃过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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