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以大胆放权，如期达到笼络人才的目的。左宗棠现在来为自己分忧，骆秉章规划借左宗棠来将湖广地区的死局盘活，化解危局。
左宗棠能如骆秉章所愿吗？
出师首捷
左宗棠正式做骆秉章幕僚，面临的第一场大战，是代表湖南政府军，与朝廷团练大臣曾国藩讨论：打长沙，还是打湘潭？
曾国藩手下的团练兵，跟江忠源一个模式。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 1811年11月26日生，比左宗棠大一岁。
曾国藩本来是礼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教育部副部长，从二品高官，呆在北京，位高权重。 1852年，曾母过世，按古人的规矩，曾国藩得回家守孝三年。不想一回湘乡，官僚、朋友、亲人、熟人，都来找他，怂恿他办团练，打太平天国。
“教育部副部长”做文化、管教育是内行，军旅的事情，完全门外汉。打仗要内行，还得有胆，曾国藩文弱体虚，怎么敢答应？
最早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办团练的人是左宗棠，那时他正在张亮基幕府。郭嵩焘第一个找上门，他这边不停地劝，那边不断地向朝廷推荐。
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曾国藩明白，自己跟左宗棠不是同一类人。唐浩明的结论是，真正促动曾国藩出山的人，是郭嵩焘。倒不是郭嵩焘多么能说会道，左右曾国藩判断的，基于一个人人都有的最本能的心理：郭嵩焘比曾国藩还要文气。曾国藩曾说：“郭筠仙芬芳悱恻”，他眼中郭嵩焘翩翩书生，是个浪漫悲苦的闷骚男。连他都觉得可以，看来真可以，曾国藩动心了。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带郭嵩焘去长沙征求意见，张亮基要求他马上征调1000名练勇来长沙。曾国藩再次返回湘乡，扎实组建了1000个民兵，打好了湘勇班底。
毕竟是“教育部副部长”，凡事会先考虑政治正确。自己建地方武装，没皇帝点头，心里总不踏实。第二天，曾国藩马上向朝廷发去加急电报，请求皇帝同意自己剿灭“洪杨发匪”。咸丰皇帝当即特事特批：“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有了这句话，曾国藩放心了，便大办起来。
湖南古来民风彪悍，会党、土匪林立，民众对打仗的事，有兴趣。曾国藩登高一呼，民众积极响应，发展速度超乎预料。到1854年初，团练兵力超过一万。曾国藩将它分为陆军13个营，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军10个营，由彭玉麟和杨载福率领。两营人数，对半开。
兵力组织起来了，找个什么由头去打？曾国藩饱读理学，看重正名。
1854年2月，湘军准备全部出动。开打之前，曾国藩精心做了篇《讨粤匪檄》。
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洋洋洒洒地阐述他攻打太平军的理由：中国古来是一个以本土正统文化立世的大国，“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而太平天国竟敢吃里扒外，冒天下之大不韪，信仰外国人的落后文化，是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华夏古来是天下中心，清廷是天朝上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外人，是不入流、不文明、不开化的小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见，“外夷、天主”全都需要征服、消灭，而不是被供奉起来。
为正本清源，捍卫华夏正统，他郑重宣布：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曾国藩发布檄文时，湖南情况已经糟糕。因为吴文镕、崇纶的无能，长沙的靖港、宁乡，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到这年4月28日，湘潭也被占领。
曾国藩领命于败军之际，坐镇长沙城内，腹背受敌，形势非常紧迫。
到底是先打威胁腹部的敌人呢，还是先打背后的敌人？或者两处同时开打？
举棋不定，于是开会。
湘勇新组建，将士们很新鲜，积极性都很高。一路讨论下来，一致认为，应该先打长沙靖港。只有左宗棠一人坚持应该先打湘潭，史书记录为“独主援湘”。
意见出现分歧，听谁的？听打过胜仗有经验的人的。曾国藩说：打仗我是没经验，但你们比我更没经验。左宗棠有经验，我们听他的。
军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放弃靖港，专打湘潭。
曾国藩部署：塔齐布和罗泽南，带去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步兵，在陆地集中进攻湘潭；彭玉麟和杨载福带去一半的水兵，在水上推进，开往湘潭。这样，他还留了些兵在身边，免得后方空虚。
军事布置全部安排好了，战斗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想不到，节骨眼上，曾国藩自己先开了小差。
他听到一个机密。几个生意人从靖港过来，告诉一个叫孙观臣的人，那里只有五百太平军。孙观臣一听，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马上跑去报告曾国藩。
孙观臣是长沙利生绸缎铺的老板，侍读学士孙鼎臣的弟弟。孙鼎臣是1845年的进士，跟曾国藩同在北京做官，关系打得火热。曾国藩放心安排孙观臣做地下党，要他探得消息就向自己报告。没想到一出手，就探得这么大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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