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算不如天算。楚军人少，已经陷身大军包围，眼看沉没于敌军汪洋大海。陡然间，天空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骤然袭来。暴雨妨碍双方士兵的战斗力，也极大地消耗他们的精气神。左宗棠抓住机会，指挥将领再次发起猛烈的反击，兵分三路，越战壕而出，在泥泞中肉搏。
楚军独特的“练胆”训练，关键时刻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同样恶劣的环境里，楚军士兵心理素质过硬，在士气上开始压倒太平军。
李世贤部下士兵渐处下风，体力出现不支，精神近乎崩溃，开始败逃。楚军乘胜追击，越战越勇，胆气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李世贤大军全线败逃，一万多太平军战死阵地。李世贤差点被活捉，他换上士兵服，蒙混逃脱。
10万太平军第一次尝到了5000楚军的厉害，李世贤知道再留在江西与左宗棠决斗，是自寻死路。 1861年夏天，他临时改变全军战略部署，从江西转入浙江。
沿路碰上清军绿营抵挡，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见兵杀兵，见将杀将，兵不停步，马不停蹄，长驱直入，顺利攻克常山、江山。
战略转移洞开了浙江西部大门，李世贤兵分三路，再向金华杀去。
祁门危机被左宗棠率楚军一战化解，曾国藩在后方听到捷报，高兴得直流眼泪。
曾国藩抓紧写奏折向朝廷表功，替左宗棠邀功，朝廷很快又发布两道谕旨：3月，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5月，又授左宗棠太常寺卿。[6]
“襄办”改成“帮办”，表示曾国藩已经将左宗棠当作自己最得力的副手。从入张亮基幕府起，左宗棠出山已经10年，这是他第一次被授予真正有实权的官职。
到这时，太平军主要将领，基本都与楚军交过手。结果几乎都以太平军败逃告终，他们开始害怕与楚军作战。但湘勇与楚军还在合力，对他们进行围剿。
左宗棠在乐平集结楚军，再向婺源挺进。沿路见“人物凋残，为之悲悯”。他知道，这里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他们的陵墓还在那里，但经过战火的洗劫，程颢、程颐、朱熹的故居已经荡然无存，制度礼仪在民间也丧失得一干二净。程朱与湖南，与长沙城南书院有一段很深的教学渊源，算自己的师祖了。左宗棠恭敬地下马入城，“吊死扶伤，至深感喟”。
李世贤一入浙江，浙江的八旗、绿营全线崩溃。从1861年9月到11月，短短三个月内，地州城市该占领的全被占领，太平军剑锋直指督抚府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大惊失色，连忙向朝廷写信，称浙江关系重大，请求安排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这是最难得一见、主动求退的官员。平时官员们忙跑官，战时庸官们忙禅让。朝廷一看，明白事态严重性，数天内就下了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两个月后，根据曾国藩的保荐，“浙江巡抚着左宗棠补授”。
曾国藩这时已经学会了把准时机。从早年岳州、宁乡、靖港失败，曾国藩发现了，凡是自己指挥的战斗，基本上都会失败，他改作躲在后方指挥，多以胜仗告终。曾国藩是帅才，战略布局与政治运筹，是他的长处。
历经8年军事与政治双重的血火考验，在官场江湖的刀山火海中出入，他已经蓄养得深不可测。不但摸透了朝廷上下的脾气，对官场套路，玩起来也炉火纯青。
攻打浙江前，他迅速定下“救浙策略”：表面上积极上奏请示朝廷，推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暗地里又不下令楚军入浙作战。像动物世界里雄师捕杀角马，瞬间的算计与爆发可以做到分秒不差，曾国藩耐心等到李秀成攻破杭州城，才当机立断，下令左宗棠火速开进浙江。同时密奏皇帝，保荐左宗棠做浙江巡抚。
经过这一年多的合作，曾国藩已经离不开左宗棠。他很清楚，楚军以一当百，但就5000兵的家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清军在太平军屠戮下死得越惨，则越证明湘勇有存在价值。只有让浙江被打烂得不成样子，他再安排左宗棠去收拾烂摊子，才可以造成“天下不可一日无湘勇”的局面，湘官集团的主动权才可牢牢把在手中。
这在政治谋略里叫“倚敌自重”，曾国藩将它演绎得淋漓尽致。
可怜官员王有龄，成了曾国藩与朝廷钩心斗角的牺牲品。
王有龄，福建省候官（今福州）人，生于1810年，比左宗棠大两岁。他年轻时“为人倜傥，有奇气”，不屑读八股之学，跟左宗棠一样，科考取仕因此断路。
但王有龄祖辈多高官，到自己这一代，沦落为平民，感到愧对列祖列宗，内心惶恐不安。 24岁那年，赶紧去“报捐盐大使”。
“报捐盐大使”，就是花钱买官。清朝卖官爵捞钱是乾隆爷的发明，为了充盈国库，他开了“捐官”先例。“盐大使”是八品官，买下来也不算很贵，办执照、上下打点，要1000两银子左右。费用是左宗棠买秀才文凭的10倍。
1841年，王有龄去浙江报到，经系列“差遣”后，署理新昌县。用今天话说，做了代理县长。
代理县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王有龄办事能力强，比考上的官员水平还要好，史书评价他“干练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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