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章政事是副宰相，而中书右丞、左丞则可算作是“助理宰相”，在成宗一朝任中书右丞、左丞时间较长者有五人，分别是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是深谙儒学的汉人。何荣祖在世祖时便是元代第一部法典《至元新格》的编撰者，成宗时更进一步编定了《大德律令》。张九思在世祖朝便是工部尚书，阿合马被杀案时，便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假太子的真相。杨炎龙、何玮是真金太子生前便十分看重的儒臣，尚文更是粉碎答即古阿散诬陷真金太子的阴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谋主”。
不厌其烦的列举成宗一朝的宰相班底，读者应该已经有所明了。这样的宰辅班子，最大的特色便是持中、平和，没有哪个政治派系可以独大，政治稳定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成宗一朝除了并不伤筋动骨的御史台和理财之臣的政争之外，没有出现世祖时期血腥的政坛风暴便是明证。但是，这样的行政安排若要让国家有大的起色，则需要一位思大有为而心思缜密的君主，否则便会流为“不痛不痒之天下”。不幸的是，成宗铁穆耳恰恰是一个粗心大意而较为慵懒的皇帝，作为宰辅之首的完泽又是以恪守成宪作为最高施政要求，因此成宗一朝也就有了无所事事、人怀怠心、政令难行的低效作风。
【正文】
世祖朝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五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七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十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 。时人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的低效，耐用“一紧二慢三休” 进行讽刺。成宗对此很有意见，大德三年他申斥六部官员说：“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既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 这是在要求官员们提高行政效率，实心用事。可这句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皇帝在位已经六年，竟然连六部官员“昔未知其人为谁”，担任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职务，成宗这是否也算是“渎职”呢？长时间弄不清各部委长官的名字，那么对于地方官恐怕更是知之甚少，成宗想教育臣子好好工作，却先暴露了自己的不用心。教育的成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育没起作用，成宗便用惩罚的方式进行整肃。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诏各道廉访司及时追查转运司官员欺隐奸诈的案子，以防止管财政的官员贪污中饱。同年十月，要求中书省臣约束属宫官，凡对公事敷衍塞责者处以笞刑。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可是，所谓上行下效，皇帝本身不勤政，即使有惩罚机制，臣下的怠政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
教育不行，惩罚无效，成宗也曾想过用选拔新鲜人才的方式改变政府的工作面貌。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成宗仅继位五个月，便“诏中外崇奉孔子”，大德六年（1302）六月，又“建文宣王庙于京师”，将儒学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予以推广。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成宗在所下诏书中提出选拔人才的主张，曰：“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
话说得不错，可纵观成宗一朝，没有如科举这样的固定选拔机制，这举贤才的主张始终只是聊胜于无，真正可以匡补时弊的能臣并没有能够充实到实际岗位上，更枉谈进入中枢革故鼎新。
成宗庙号中的“成”字，在谥法中内涵相当丰富，竟有二十个解释——“安民立政曰成；刑民克服曰成；佐相克终曰成；制义克服曰成；礼乐明具曰成；持盈守满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达强立曰成；经德秉德曰成；民和神福曰成；道兼圣智曰成；夙夜警戒曰成；曲直赴礼曰成；仁化纯被曰成；不忘久要曰成；德备礼乐曰成；德见于行曰成；久道化隆曰成；内德纯备曰成；坤宁化洽曰成”。可说德才、事功、礼乐、教化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如“安民立政、佐相克终、仁化纯被、持盈守满”之类，成宗可说及格，而“礼乐明具、通达强立、道兼圣智、夙夜警戒、不忘久要”之类可就差强人意，一味的守成，虽然能够与民休息，但弊病不除，得过且过，也就不能发现突出的矛盾而予以处理。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需要后继者解决的问题，可说成宗都没有能够解决，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问题不至于放大而已。
懒惰的皇帝加上低效的行政机构，这样的组合来管理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想不出事也难。可历史上的算数总不是简单的正正得正，负负得负，成宗朝看起来不尽人意的政府在其统治前期却大有承平气象，官民两相安，这就不得不说归功于他在坚决守成的同时，变武功为文治，推行与乃祖相反的好静不好动政策——不那么积极进取的政府客观上促成了与民休息环境的形成。
守成是要“不变”，可变与不变总是辩证的，要守成除了“恪守成宪”，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先帝一些政策也必须要有所调整，否则“成”必定难守。元世祖忽必烈“定官制，立纪纲”，“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 。和西北驻蒙古汗国交兵是为了维护宗主权威，平灭南宋是为了一统天下，这都无可非议，但征日本、安南、缅甸、爪哇等等战役，全都是毫无意义的“面子工程”，且因为种种原因败多胜少，劳师糜饷，百姓也负担沉重——仅就征讨日本、安南和爪哇等国进行的打造船只的差役，就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被征发的工匠、民夫“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不知其几” ，“工匠、牛畜死者相望。” 而四处征战产生的繁重军务开支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弥补空虚重用理财之臣又导致政争不断，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政策变化频繁而百姓无所适从的情况。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泱泱大国最忌讳的就是政策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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