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爵尚且如此滥赐，其他的臣子爵位就更是满天飞，“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 ，“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 继位仅两个月，“内降旨与官者八百八十余人，已除三百，未议者犹五百余”，成宗朝本就臃肿的官僚队伍越发迅速膨胀。
滥行封赐除了稳定皇位的需要之外，似乎也昭示了只有二十七岁的武宗仍然处于做事莽撞欠考虑的年纪，似乎他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严重破坏原本就不算良好的财政，更使得朝廷的名器含金量下降——而这两者又直接关系到皇位的稳固。
不过，这些要是比起武宗刚即位十天时便开始的大手笔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那便是营建中都城。
武宗要修建的中都，原本是旺兀察都离宫，处于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驿道上,是皇帝们巡幸两都时的歇脚之处，规模相当有限。武宗的决策，几乎就是从平地上建设一座足以成为帝国都城的庞大城市。
至大元年正月,中都城正式开始建设，第一批建设队由枢密院六卫军一万八千五百人组成。二月,又加入上都卫军三千人。前后投入中都建设的军人有二万一千五百人。不过，中都城面积约九平方公里，仅宫城中的宫殿建筑遗迹便有十三座，大者三千多平方米，小者也有一千多平方米 。这样规模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大体施工（当年七月），当时张养浩批评武宗的《时政书》中有“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的说法，又要从东北运木料，又要从南方运石材，仅靠二万多名军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笔者推断，这些军人应该是监工，真正负责施工的是数倍于此或十数倍于此的民工，可惜史料有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中都城的修建，但所耗用的人力、物力之惊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当中都初具规模后，武宗一面继续建设使之完善，一面在其中设留守司、光禄寺、虎贲司等数十官府，还设库存放钱币、金银器，竭力使之成为元朝的又一个政治、经济中心。
北有上都，南有大都，都是极尽奢华壮丽的京城，若是为了享受，在那两座都城中营建宫殿、园林即可；此时又是边境晏然，国内安靖，没有迁都的必要。武宗营建中都城，横竖看不出合理的原因，当时的人们谁也看不出这个年轻的皇帝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而作为大臣，尤其是有着“为生民立命”使命感的儒臣，他们认为自己没必要揣摩皇帝的心思，可皇帝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混乱，则让他们无法沉默。御史大夫张养浩便对武宗即位后一系列作为大不以为然，他向武宗上了一份著名的奏疏《上时政书》，总结出十大弊政，条分缕析，刀刀见血：
赏赐太侈。对于勋贵功臣进行滥赏，拿着百姓的膏血，“不论有功无功，纷纭赐予，岂不灰民心，糜国力哉？”
刑禁太疏。对于刑法过于宽纵，动不动就大赦，“以致为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则逃；为民省不知所忧，衅祸益炽”，这可不是劝人向善的方法。
名爵太轻。名爵是皇帝对有功臣子的褒奖，决不能因为一时高兴便随意颁赐，没有功劳的人轻易获得高位，那么为国立过功的人便会说“吾艰苦如此而得之，彼优游如此而得之！”以后谁还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呢？
台纲太弱。御史台是国家的纪检监察机关，其作用发挥与否关系到国家法度，官员操守。而现在“纲纪法度，废无一存”，御史台“台谏默然”，根本起不到监察作用。
土木太盛。修建中都城，在五台山为皇太后兴建佛寺,在大都兴建兴圣宫,为一些官员兴建宅第，又建国子监学，浚会通河等，使得百姓“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而此时又是在“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洊臻”的灾荒之年，实在是太不体恤百姓了。
号令太浮。皇帝行政，在于法令如山。而现在“虽制诰之下，未尝有旬月、期年而不变者；甚则朝出而夕改，甫行而即止”，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岂不是“不惟取笑于一时，又贻口实于后世”？
幸门太多。现在各色人等都有“依庇诸侯王、驸马”求官的门路，甚至都包括“邪巫、淫僧、庸医、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无赖之徒”，这些人为官，弄得乌烟瘴气，“岂可不为之寒心也哉！”
风俗太靡。风俗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是国家的元气。可现在的风俗“以伪相高，以华相尚，以冰蘖为沽誉，以脂韦为达时”，这是在自丧元气。
异端太横。宗教信仰不是什么坏事，可现在佛家、道家很多人“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败坏清规。而且怂恿皇家大修各种寺庙道观，以至于“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弄得“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
取相之术太宽。宰相是政府首脑，掌管国家行政，必须要精挑细选。可现在“朝廷近年命相，多结宠入状以自求进”，宰相所用非人，朝政能够治理好吗？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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