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阵营中的反对者往往比敌人更为可怕，因为你会对他毫无防备。对英宗来说，铁失是无须怀疑的自己人；对拜住来说，铁失最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盟友，最坏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敌人，根本无需注意。
悲剧的种子从而深深埋下。
何况，在至治二年到三年之间，英宗和拜住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即使有心，也没时间关注在角落里惴惴不安的铁失。
首先，是确立国家的根本大法，完成仁宗所未能完成的法典的编纂。至治三年正月，英宗命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加以补充。至治三年二月，最终成书并颁行天下，这便是元朝的最高法典《大元通制》。全书共八十八卷，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中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条格一千一百五一条，诏赦九十四条，全类五百七十七条。元王朝从此有了统一的政制法程。
之后，是改革税制，纾解民困。
将众多老臣召回京城，使得中枢有了强有力的改革班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是扫除了改革的障碍；《大元通制》的颁行，更确立了以法治国的基础。但此时帝国的环境已经相当不乐观，至治二年一月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而因为灾荒而引起的抗税、抗粮民变也此起彼伏。再不进行整顿，民变的星星之火就可能会燎原。
拜住依据国情，向英宗上奏：“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咱们必须想办法减少税率，让百姓富足起来，否则国家不安。
英宗听后十分同意，准奏道：“卿言甚善。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老百姓要是都不认我这个皇帝了，我给谁当皇帝去？怎办么做好，就怎么做！
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规定“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也就是说，要大田主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拿出一部分田地，用其每年的收入补贴一般农民的劳役负担。“助役法”推行后，“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看到海运粮比世祖时增加数倍之多，虽然有运力增强的原因，却也存在加重江南百姓负担的情况，于是向英宗上书道：“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英宗准奏，并将铁木迭儿主政时所增加的江淮粮也一并减免。
在短短一年当中，英宗和拜住这对君臣一路高歌猛进，“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不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以图“天下晏然，国富民足” 。尤其是“搜访山林隐逸之士”来充任朝廷官员更是不遗余力，例如寻访成宗朝老臣虞集时，“时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西，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 ——追着虞集几乎跑遍了南中国才最终找到，比之三顾茅庐还要艰苦执着了。
虞集字伯生是南宋在采石矶大破金军的名相虞允文的五世孙，成宗朝为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子学助教，仁宗朝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其人学识渊博，精于理学，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读书人的领军人物。对他的启用，可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英宗大规模启用儒臣的前兆。与他一起被召回的，还有大书法家袁桷，仁宗朝以敢谏闻名的马祖常等人。
然而，当虞集跟随使臣“受命趋朝”奔波于道之时，一场巨变已经降临在皇帝英宗和丞相拜住头上，这对求贤若渴的年轻人都没有能见到这位儒林领袖。
【正文】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做事一帆风顺的时候，需要谨慎小心，避免过于顺利带来的弊端。而改革一帆风顺的时候，更需要用警醒的态度环视四周，警惕各种反对势力造成的危险。
改革是破坏旧制度，是剥夺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因此要面对的艰险往往超乎想象。
在改革大路上奋力前行的英宗和拜住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拜住曾无奈的对英宗道：“臣少无能，蒙陛下拔擢，待罪丞相。方欲除恶进善，致治隆平，诸人共诅挠之。臣度不能有所为矣。”——陛下，我们的事业阻挠的人很多啊，恐怕很难达到目标。
英宗回答道：“卿有言，第言之，他人言，朕弗也。” ——我只信任你，你放手去做，别人捣乱，朕不会答应。
英宗说到做到，在大力启用儒臣，推行新法的同时，强力打压保守势力。
从至治二年十月开始，大权独揽的英宗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果于刑戮”，对于与自己行政难以和谐的宗王、官员屡屡处分，毫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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