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泰定帝和他的回回宰辅们，十分重视行政效率，在处理政事上也很能听得进儒臣的意见。英宗旧臣许有壬每次朝议，都要“屡争事得失”，旭迈杰等丞相也能够认真听取，“汛扫积滞，几无留牍”，迅速作出处理。至治元年进士，先后担任礼部郎中、吏部侍郎的宋本也由衷的感叹：“此贞观、开元间议事也。”
但他们的这些作为，并没能逃脱“奸臣”的骂名。
这虽然有党同伐异的原因在内，但他们对泰定帝私欲的纵容和自己私利的撷取，却也是洗刷不掉的污点。
泰定帝非常信佛，为了表示虔诚，四处修建寺院，大做佛事，并四处置办采买宗教仪式用品，乃至“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做佛事的排场更是远超前代，“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完全没有谏止，反而想方设法筹钱供皇帝花销。
泰定帝非常喜欢海外宝石，极为重新开始了“中买宝物”，“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值），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 ——泰定帝的回回宰辅们都是出身西域，与西方豪商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皇帝的这项爱好自然大加逢迎，“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瓓者来献，其估巨万，或未酬其直（值）”。
泰定帝主张稳定，刑罚提倡宽松，右丞相旭迈杰便将之“发扬光大”，什么样的重罪到他这里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时宿卫士自北方来者，复遣归，乃百十为群，剽劫杀人桓州道中”，这是杀人越货的重罪，却“旭迈杰奏释之”。
“蒙古千户使京师，宿邸中，适民间硃甲妻女车过邸门，千户悦之，并从者夺以入”，这是强抢民女的重罪，苦主“泣诉于中书”，得到的结果却是“旭迈杰庇不问” 。
“辽王脱脱……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竟然“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
“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 ，这是依仗官位霸人妻子，夺人财产，“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宽仁慎刑”确实是仁政的表现，“胜残去杀”也是仁君的气度。但这一切必须要有底线，也就是不能放弃“惩恶扬善”和“违法必究”的根本。如果杀人越货、夺人妻女、残杀族人、抢人财产这些罪行都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国家的法律岂不是形同虚设？这样的来维持稳定岂不是本末倒置？
儒臣们评价这种作为是“刑政失度，民愤天怨”，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偏见，对回回宰辅们自然大加指斥。
何况，作为儒臣领袖的宰相张珪，曾给泰定帝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近五千言，历数“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种种弊政，希望泰定帝能够改正，得到的结果却是简单的三个字“帝不从”。张珪再次痛陈：“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应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议，乞悉行之”。可仍然是“帝终不能从”。
张珪的言论，代表着众多儒臣的心意，他的上疏被拒，也代表着儒臣集团的郁郁不得志。
自己不得志，又看到心目中的政敌如日中天，自然更增加几分怨愤。
张珪在上疏后不久，便告病回乡，虽后又多次被封爵赐官，但也不再愿意参与朝政。泰定四年十二月，张珪在家中一病不起，终年六十五岁，永远的退出了政治舞台。
虽然张珪在病重期间获得了泰定帝相当丰厚的慰问，“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国公、经筵如故”，不久又打算起用为“商议中书省事”，去世后更是钦命“上蔡国公印”。但相对于英宗追赐李孟的哀荣——“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无疑显得凄凉很多。
这也是泰定朝儒臣们的写照，仁、英两朝时昂扬进取的精神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汉法尚未失坠的庆幸和在待遇上聊胜于无的慰藉。
【正文】
纵观泰定帝执政的五年，不得不说他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执行了恰当的政策。在英宗被弑后一触即乱的局面中，他抚平党争、安定地方、清理财政、保境安民。而且，他在保留了汉法改革成果的同时，用儒者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也远远不似武宗一般，由镇戎宗王入继大统后大力复兴蒙古旧制所能相比。
我们有理由相信，泰定帝的计划，是要在自己这代彻底稳定帝国，然后将一个完好的江山交给由名儒教育出来的接班人。让他去继续仁宗、英宗所未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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