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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_班布尔汗【完结】(33)

  至元十三年,浙东台州出现民变,张弘范出兵讨平,为了安抚其地,只是“诛其为首者而已”。十四年,被授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之职。

  为异族攻打本族之国如此卖力,张弘范受到不少口诛笔伐。以当时各个族群来说,民族主义并未如今天一般普及,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争得功名利禄,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价值体现的种种努力。以君臣大义来说,若是张弘范作战不卖力,倒才是“有亏臣节”。那个时代,“忠君”与“爱国”本就是合二为一的。

  不过,中国早就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孔夫子时代便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是否被看做是华夏,并非种族,而是看文化。只要是其他民族,愿意学习华夏文化,便是华夏的一部分。然而,加入华夏和统治华夏可不一样,即使被看做是“蛮夷”的民族接受了华夏文化,却也是不可以成为华夏之主。比如春秋时期,楚国从文化本已经是很“华夏”了,虽然自称王,却也接受周天子赐予的爵位。但因为立国是在南蛮之地,保留一些“断发纹身”的“蛮俗”,仍被视为“蛮夷”。楚国的“问鼎中原”,被看做和北方没有接受华夏文化的游牧民族一样的严重威胁,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那么,并没有完全接受华夏文化的元朝廷,以及还不会说汉语的世祖忽必烈对于南宋的武力征服,必然会导致一些具有深刻文化民族主义的士人超越对于赵氏一姓的忠贞,以华夷之辨进行坚决的抵抗。日后与张弘范打过多次交道的文天祥,便是典型的一位。

  【正文】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二十岁时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他日后自称“大宋状元宰相”,便是来历于此。三十七岁时,因为得罪了权相贾似道,被迫“致仕”,年纪轻轻就退了休在家闲住。直到恭帝登基,元军南下,朝廷号召各地勤王,他才成为寥寥几位率军勤王的将领,率领自行招募的义军赶赴临安。但是,南宋的主力部队已经丧失殆尽,从太皇太后到满朝文武,全都想投降议和。文天祥虽被封为左丞相兼枢密使,但也只能负责去元营议和。结果,因为在众多蝇营狗苟的同僚之间表现的过于卓尔不群,被元军大帅伯颜看出是个英雄,导致被扣押。

  而在前去议和之前,文天祥便已经深知不可能以岁币称臣之类的条件换得社稷的保全,为了能为日后赵宋社稷保留根苗,上疏请谢太皇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昰赴福建,信王赵昺赴广东。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进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迅速出城南下。

  两位小王爷大的九岁,小的只有六岁,在颠沛流离中历经苦难,甚至险些饿死,但在众多忠心的臣子们保护下,总算安全逃到温州。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随之感到,保护着他们来到福州。

  至元十三年(1276年)夏六月,陈宜中、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皇弟赵昺为卫王。升福州为福安府,以赵昰生母杨淑妃为太后,以陈宜中为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直学士。

  原本已经灭亡的南宋朝廷便这样复生,无论对于元军还是南宋军民,情势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当伯颜统兵南下灭宋之时,世祖忽必烈曾晓谕伯颜,不可嗜杀,伯颜也自誓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客观的说,伯颜统兵期间,由于他军纪严明,再加上宋方守将大多不战而降,直至拿下临安,虽然战场上尸横遍野,但屠城之事并不常发生。但是,随着南宋流亡朝廷的建立,使得原本对南宋朝廷腐化、聚敛、御敌无方失望透顶的江南士民重新看到了希望,颓废苟安之气迅速被抗战精神所取代,州郡望风而降的趋势停顿下来。元军尚未涉及的福建、两广以及川蜀、两淮部分地区纷纷厉兵秣马,所谓“自夏伹秋,一城不降” ,而“自夏伹秋”正是赵昰被立为新帝之后。战争的进程也随之步入更为残酷的阶段。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大都途中,到镇江时趁看守不备连夜逃出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安抚使苗再成开门迎入。两人商议召集各路宋军反攻,并写信给死守扬州的李庭芝。但因战乱讯息不通,李庭之只知道文天祥曾经和元军议和过,并不知道他逃出之事,以为他已降元反而诓自己出城,于是便写信给苗再成,让其杀死文天祥。苗再成虽不相信文天祥是奸细,但也不敢做主,便把文天祥送出城外。文天祥一行到达扬州,却发现到处都是悬赏捉拿“文丞相”的告示,无奈只得继续逃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赶到温州,后听说流亡政府在福州,便赶往投效。

  文天祥的忠贞才识早为众人所知,立即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但是,由于主政的陈宜中一向嫉贤妒能,文天祥担心引起内部纷争,对右丞相一职“固辞不拜”,只接受了“枢密使同都督”的官职。

  顾诚先生在他的巨著《南明史》中,对传统中被过度美化的明朝忠臣如史可法、瞿式耜、何腾蛟等人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的种种无能、自私和短视,并认为“如果他们真的那么优秀,南明绝不会灭亡”。这样的批评对于南宋最后的流亡政府的群臣们,也很适用。且不说从来就没什么忠义之心的陈宜中,即使是和文天祥一起被列为“宋末三杰”的张世杰、陆秀夫,虽然忠诚之心可鉴天日,却也不能算是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张世杰总有胆怯和保存实力之心,而陆秀夫虽然耿直,却从来无所作为,对于一系列战略上的失误没有任何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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